“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恐怕只有恋爱可以跟这件事媲美了。”
 

这是40多年前，一位年轻读者在寄给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信中写下的肺腑之言。
 

“这件事”，指的是一套丛书的出版。
 

1981年，一批“小白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后称“汉译名著”）横空出世，像一簇簇蒲公英种子，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飘向大江南北。
 

到1982年2月，商务印书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建馆85周年纪念会时，丛书第一辑50种69册已全部出齐。
 

 

素白封面一角印着烫金的蒲公英灯标志，橙、绿、黄、蓝、赭5种颜色的书脊，区分出不同学科的分类，也在书架上筑起一面面“彩虹墙”，成为几代中国学人记忆中共有的风景。
 

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原在发刊词中不无豪迈地写道：“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这套丛书的出版说得大一些，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
 

而这，也是一个出版传奇的开端。
 

蒲公英种子随风播撒，1996年“汉译名著”出齐300种，2011年500种，2017年700种，到2024年出版至1000种……
 

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中国人对世界从未停歇的求索，和一个古老民族在开放包容中重构精神坐标的努力。
 

2025年，作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也极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汉译名著”正式迈向第二个“1000种”。
 

站在新起点上，人们难免要回顾过往，也难免好奇，当第1001颗种子启程，它还能否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土壤？
 

在信息爆炸、短视频主导注意力的时代，这套丛书还能找到它的读者吗？经典又还能否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尽管“汉译名著”正式推出于1981年，其出版渊源却能追溯到晚清。彼时，被后世誉为“中国出版第一人”的张元济，怀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热忱，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开始有计划地引介国外学术著作。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
 

1905年，严复译《天演论》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铅印本，到1921年，重印20次，成为轰动一时的“名著”。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给睁眼看世界、求索救亡图存之道的国人带来巨大冲击。许多人甚至因此改名。有人改叫陈竞存，有人改叫杨天择，一个胡姓少年改名为“适”，字“适之”，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旗手。
 

20多年后，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留意到新学书籍“虽零零星星间有出版，却鲜系统”，于是“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在1929年推出颇具影响的西学译丛《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今天，“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这一丛书名便是由此沿袭而来，以示对先行者的继承与发扬。
 

这场跨越世纪的译事接力从未中断。
 

196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陈翰伯背着自己的铺盖住进北大“蹲点”。他密集走访了哲、经、政、法、史、中文、地理各系共21位学者，记录下40页笔记。
 

那些年，为探讨外国学术名著出版的选题、寻找合适的翻译人选，陈翰伯遍访各地学者。在他的主持下，从1958年到1966年，商务印书馆以惊人的魄力持续翻译出版了近400种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又储存下大量译稿，成为后来“汉译名著”的选题“水库”。
 

陈原曾回忆，在“汉译名著”推出前夕，1980年，他去医院探望住院的陈翰伯，两人多次商议“如何加速翻译出版世界名著，如何能将张元济、严复、林纾以及所有文化先驱的著译传播人间”。
 

这是百年译事背后的精神图谱。不同时代的出版人，以相似的热忱、担当和文化自觉，回应时代所需，搭建贯通古今东西的学术津梁。
 

正是因为有这些前奏，改革开放之初，当陈原在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工作时，“汉译名著”方能如他形容得那般，“霹雳一声”“像变魔术一样”，亮相于读者眼前。
 

当第一辑“小白本”被送到商务印书馆琉璃厂门市部时，求知热情久经压抑的人群挤破了柜台。
 

那个将丛书出版与“恋爱”作比的读者不会料到，他信中的形容会成为时代精神的注脚。

在纪念“汉译名著”出版至1000种之际，常有人提到这样一句话：“汉译名著”是一套没有主编，也没有编委会的丛书。
 

这句话有怎样的深意？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霞说：“这意味着它不是几个人一段时间的功绩，而是一代又一代人集体的传承。”
 

少有丛书能持续出版几十年，但“汉译名著”最初便有此预期。其规模之巨、持续之久，决定了它不可能由几个人主持，也不可能由一代人完成。
 

在过去40余年里，这套丛书历经几代编者、学人之手，但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的气质，其背后是一套严格又饱含匠心的程序与“道统”。
 

1984年冬，商务印书馆召开专家座谈会。102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汉译名著”的选书标准达成共识：“凡在世界学术史上有反响、有定评，是某一学科里程碑式的作品，即可视为名著。它们的作者应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积累了那个时代文明的精华。”
 

“汉译名著”没有主编和编委会，所收书目须经专家论证等做法也自此确立，延续至今。
 

读者们或许并不知晓，每本“汉译名著”的诞生都历经层层“严选”——
 

译著须先以单行本或其他译丛的形式出版，经数年时间考验，获得社会和学界好评，才有资格入选“汉译名著”的选题“水库”。
 

每隔几年，规划新一辑“汉译名著”时，编辑要进行书情调研，召开选题规划会，听取学术界的意见，从“水库”中筛出100种备选书目，随后，召开学术论证会，邀请各学科学者为这些书评级。最终，约半数书目可以入选新一辑丛书。
 

遴选的主要原则只有两个：一是备选著作是否符合“名著”的标准，二是其翻译质量是否过硬。
 

早在丛书第一辑发刊词中，陈原就郑重写道：“这套书的选录是严谨的，原著是有代表性的，译文是认真的（其中有迄今为止最好的译本……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翻译水平的）。”
 

这是“汉译名著”坚守至今的传统。
 

在坚守的一端，是几代学人一往情深、倾尽心血的付出。

“汉译名著”的译者多为相应领域学者，兼具专业学术背景和高水准的语言能力，其中不乏朱光潜、贺麟、费孝通、何兆武、厉以宁等学界名宿，还有更多学界之外少为人知的学者，怀揣同样的担当与赤诚，责无旁贷地投身于这项事业。
 

李霞曾为了解“汉译名著”的历史查阅资料、请教馆里的老编辑，听过许多动人往事。
 

1980年，83岁的美学家朱光潜决心翻译18世纪启蒙运动著名学者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历时数年，译稿完成。1986年，在临终的前几天，老人神志稍有清醒，就挣扎着往楼上书房爬。被家人劝阻时，他嗫嚅着说，想赶在死前把译稿的注释部分做完。
 

历史学家戚国淦90多岁仍热心参与“汉译名著”的选题规划，帮忙审校译稿，撰写多篇序言，自言是这座“世界精神公园”忠诚的“义务灌园叟”。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旁听老一辈师长论史，谈及名著翻译，老师们感叹时不我与，嘱咐他多做一些，“这种期许，使我毕生难忘。”
 

一批译者年事渐高，新一批译者便向前接力，薪尽火传，像履行一个古老的密约。有些师门，上下几代都是“汉译名著”的译者。
 

李霞说，在稿费微薄、学术翻译不算学术成果的今天，仍有不少青年学者愿意参与名著翻译工作。“大家认为这是值得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们互相高度认同。”
 

坚守的另一端，是丛书编辑们日复一日、严谨细致的劳作。
 

商务印书馆向来有给新编辑安排导师的传统。2002年，李霞取得北大人类学博士学位，来到馆里工作，被分配到哲学和政法学术背景的两位编审导师手下，他们手把手地带着她掌握编辑这门手艺。
 

“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导师，我们去问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我能感觉到老编辑身上有种责任感，想把自己知道的全部传给年轻人，就这样一代代传下去。”李霞说。
 

她至今清晰地记得，20多年前，导师徐奕春跟她一再叮嘱，编辑要始终想着读者、方便读者。为了索引按中文音序还是按外文音序排序更方便，他们在办公室里据理力争、互不相让，逗得路过的同事哈哈大笑。

 

后来，李霞自己也会跟年轻编辑们一遍遍强调，做编辑，心里必须时刻装着读者。
 

负责牵头“汉译名著”编辑工作的商务印书馆学术编辑中心主任李婷婷记得，编辑傅雷的译作《艺术哲学》时，因为年代久远，书中一些人名的译法有别于当下通用译法。
 

李霞带着编辑们反复探讨，决定在书后增加人名对应表，列出书中人物的外文原名、傅雷的译名和当代通行译名，既保留了傅雷译本的原汁原味，又便于读者阅读。
 

李婷婷回忆，书里人名众多，为这个表，编辑花了一两个月做笨功夫。“但从读者角度来权衡一件事情做不做、怎么做，这对我的编辑生涯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汉译名著”的编辑以专业性著称。学术编辑按人文社科的不同学科专业方向招聘。译稿到了馆里，会安排给相应专业出身的编辑负责。编辑自身必须有翻译能力，编校译稿要对照原文核对。
 

经过几十年积累，“汉译名著”从注释、文献等体例规范，到学术著作的翻译规范，形成了一套标准做法，如同标杆，推动了中国学术规范的确立。
 

编辑这套丛书，了解它的历史，一位资深编审深深感叹：“我们这个民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一股清流，都有一群人在埋头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