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2012年的时候，国家汉办（现在改名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简称语合中心）委托我做一个有关世界各国学术奖学金的调研报告，以期为一个即将启动的基金会项目做准备。当时我调研了包括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洪堡基金会、富布莱特项目在内的一些基金会，并向汉办提交了相关的报告。一年后的2013年，汉办正式推出了“孔子新汉学计划”（以下简称“新汉学计划”），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了第一批合作招生的中方大学，我也被列入了博士生导师的名录之中。

    新汉学计划启动之后，我先后辅导了四位联合培养的博士生，他们分别来自意大利、匈牙利、德国和韩国。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博士生杜香莉（Martina Turriziani）于2013年9月至2014年7月在北外，跟随我做她有关康有为《意大利游记》的研究。匈牙利罗兰大学的郗探美（Anna Csikó），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在北外期间，做了有关中国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德国波恩大学的博士生魏少兰（Sabine Weber）原计划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在北外待上一年，做有关晚清中国科幻小说知识来源的博士论文，后来她又延长了一年，于2018年夏天才回到波恩。另外一位是韩国檀国大学的申阭穗，她于2021年9月至2022年5月在北外，主要跟随我做有关汉字文化圈的文学史研究。

留学生获得新知识新方法

    上述四位博士生中，来自波恩大学的魏少兰在北外历史学院整整待了两年的时间，选修了历史学院为博士生开设的所有课程，并参与了我的几个项目。期间她将我的几篇文章翻译成了德文，在德国权威的刊物上发表。此外，她还成功地申请到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计划的项目，将我的一本专著《误解的对话》翻译成了德文，此书近期将在德国出版。魏少兰掌握多种语言，除了母语德文之外，她还精通英文、法文和荷兰语。此外，她的日语也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2017年4月，我们学院与德国柏林的东西语言与文化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作为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贾柏连孜”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整个会议是用中-德同传的方式进行翻译的，魏少兰与北外德语系的一位年轻教师的同传，获得了所有中外与会学者的一致好评。在北外的日子里，她每天早晨6点多就来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多才离开。她常常开玩笑说，自己是学院的“家具”。魏少兰在做学问时充分体现了一个德国学者所具有的品质，即“彻底性”（Gründlichkeit）和“精确性”（Genauigkeit）的特点。我常常告诫我的中国学生，要以魏少兰为榜样，以刻苦认真的态度来做学问。

    在我辅导的四位博士生之中，只有韩国檀国大学的申阭穗来自汉字文化圈。她研究的是中国的骈体文对韩国文学的影响。她以金泽荣选编的《丽韩十家文钞》（1914年，梁启超曾为这部书写过序）为例，清晰地展现了台湾大学黄俊杰（1946-）教授所提出的“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ation）与“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过程：

    原生于甲地（例如中国）的诸多概念或文本，在传到乙地（例如朝鲜或日本）之际常被“去脉络化”，并被赋予新义而“再脉络化”于乙地的文化或思想风土之中。经过“脉络化的转换”之后，传入异域的人物、思想、信仰与文本，就会取得崭新的含义，也会具有新的价值。（黄俊杰《东亚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现象及其研究方法论问题》，收入《东亚观念史集刊》第二期〔2012年6月〕，台北：政大出版社，第59-77页。此处见第59页。）

    在课堂上，申阭穗同学提出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一“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的跨文化动态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东亚文化圈之中，实际上国际汉学研究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国际汉学家会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根据他所处的时代，他的个性、所受的教育，以及他所生活的环境，来对源自中国的文本进行重新解读。任何的问题意识都是基于时代和环境的刺激而生发出来的思考。正是由于融入了本国文化的脉络和情境，原本陌生的文本、概念或人物在新的脉络下才重新鲜活起来，继而起着重要的作用。汉学家将源自中国的人物、思想以及文本等，放置在自己文化发展的脉络之中，成为构成自己的文化乃至政治主体性的材料，从而使得这些汉学文本获得新的生命和意义。

中国学生拓展了国际视野

    在新汉学计划的留学生们获得新知识和新方法的同时，中国学生们也因为这些不同国家学生的加入，而获得了国际视野。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在和外国同学相处时，如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杜香莉在刚参加我们的研讨班时，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讨论康有为游罗马竞技场时所发的感慨，一位中国同学不同意杜香莉的看法，跟她开始争论一些问题。最后这位中国学生说：“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有另外的看法，跟你们西方人不一样！”我后来告诫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并不能代表某一个群体，我们只能代表我们自己。这种将自己和“他者”刻板印象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多年前我在读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罪责论》（Die Schuldfrage, 1946）时，就注意到，脸谱化了的种群概念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把种群概念同类型概念相混淆，是典型的集体化思维模式：那些德国人、那些英国人、挪威人、犹太人——还可随意扩展出：弗里斯兰人、巴伐利亚人——或者：男人、女人、青年、老年。用类型化的方式的确可以说中某事，但不应误导人们以为，当人们通过刻画普遍性格肖像去观察个体时，就可以把握每个个体。（Karl Jaspers, Die Schuldfrage. Von der politischen Haftung Deutschlands. München: R. Piper GmbH & Co. KG, 1965. S. 24.）

    雅斯贝尔斯根本不相信这种以集体思考方式所达成的评价和感受，他举例说，几千年以来，人们一致认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犹太人的罪。但谁是犹太人？在这里，所谓的犹太人是特指：“一群有政治诉求和宗教目标的特定人群，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拥有一定权力，同罗马当权者合谋将耶稣处以死刑”。（Karl Jaspers, Die Schuldfrage. Von der politischen Haftung Deutschlands. S. 25.）我曾经看到过一张18世纪时荷兰印刷的版画，其中的亚洲人、美洲人及非洲人被定义为野蛮人，而欧洲人、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则被认为是文明人。这些曾影响了很多代的荷兰人，但今天还会有人真的相信这些吗？其实正是这些国际生的加入，才使得我们的中国学生彻底破除了类型化和刻板印象化的藩篱，从而对其他文化、不同的观点以及他者的生活方式采取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并以批判的眼光重新考虑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也逐渐理解了为何德国哲学家威尔士（Wolfgang Welsch, 1946-）所提出的“跨文化性”（Transkulturalität）概念中将现代社会理解为结构上的异质性和混合性的原因。（Cf. Wolfgang Welsch, Transkulturalität. Zur veränderten Verfassung heutiger Kulturen. In: Schneider, Irmela/Thomson, Christian W. (Hrsg.), Hybridkultur: Medien, Netze, Künste. Köln: Wienand 1997, S. 67-90.）文化并不是作为可以相互划分的单位而存在的，而是将外来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相互交错和融合而形成的动态实体，它由于历史或文化间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也契合了全球史中的“纠缠史”（Entangled History）观念。

    根据威尔士的“跨文化性”，我们时代的文化不再是同质的和单一的，而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联系的。当代人的身份特征是他们属于结合了不同文化渊源元素的集合体。因此，今天的个人本身就是跨文化的。这不仅适用于移民，而且越来越适用于每一个个体。跨文化身份的优点是比老式的、单一的身份更容易沟通和连接，因为它们之间通常有重叠，能够实现最初的相互理解，并在随后的沟通中不断扩展。（Cf. Wolfgang Welsch, Transkulturalität: Realität - Geschichte - Aufgabe. Wien: new academic press, 2017.）正是在和国际学生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学生认识到了“跨文化性”。

新汉学计划的多方面贡献

    通过新汉学计划的这几位学生，我与语合中心汉学处的工作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受他们的邀请，我有幸参与了新汉学计划中几个有特色的项目，其中包括实地为在华的博士生讲解中国历史。2018年11月，我在故宫博物院为新汉学计划的50多位博士生做了题为“明清历狱之争与故宫”的报告。在报告中，我除了对发生在三个半世纪前紫禁城中的中西历法之争的史实做了钩沉之外，更重要的是针对以往中外学界对杨光先（1597-1669）理解上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要以“重构”的方法历史地看待这一历史人物的观点。同时，依据道器之论，对杨光先对天主教和西方天文学的拒斥，提出了一些方法论上的见解，力图为理解中西文化初次直接相遇中所产生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理解视角。因为给这些已经在“术业”方面有“专攻”的博士生仅仅讲述一些常识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索然寡味。事实证明，我的这种讲解方式是行之有效的。报告结束之后，有多位学生要了我的联系方式，并和我至今都还保持着联系。

    2019-2020年，新汉学计划还资助了德国波恩大学顾彬（Wolfgang Kubin，1946-）主编的两本有关汉学和东方学的刊物《袖珍汉学》（minima sinica）和《东方/方向》（Orientierungen）。《袖珍汉学》聚焦19-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史，同时也致力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和学术互动。此外，它还是一个支持与促进年轻学者和译者的园地，并发表一些现当代的文学作品，比如说张爱玲（1920-1995）、王蒙（1934-）等的一些小说，以及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1955-）作品的德译本，都曾刊登在这本刊物上。《东方/方向》的重点是介绍、研究东亚和东南亚的语言与文化，其中也包括有关亚洲国家现状与文化的论文，涉及到翻译学、语言学以及文化研究等方面。由于顾彬教授的退休，以及德国大学对文科支持的力度不断降低，当时这两本刊物面临着停刊的危机。得益于新汉学计划的支持，这两本刊物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目前依然在德国正常出刊。

    从新汉学计划实施伊始，我便参与了其候选人的甄选。每年的候选人数不太一样，特别是2020年初突发的疫情影响了中外学术交流，致使一些在国外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无法通过新汉学计划的中外合作培养项目来华研修。为此，语合中心也推出了一系列适应新情况的项目，通过线上联合培养的方式，为有志成为新一代汉学家的青年学者提供及时的帮助，使优秀的外国学生依然有机会通过新汉学计划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论外界的形势如何，每年的面试都会遇到非常优秀的学生，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我想这是最好的“犒劳”方式了。

新汉学计划与“文化互化”

    作为新汉学计划博士生导师，我本人也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学术联系，除了跟她们的导师展开合作之外，他们自己的学术联系也让我受益匪浅。魏少兰有一位美国的导师——韩瑞亚（Rania Huntington），她是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是研究中国志怪小说和唐宋传奇的专家。魏少兰在北京期间，韩教授曾专门来访过我们学院，我们也因此建立了与美国高校汉学系的学术网络。多年来，北外历史学院和日本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往来，魏少兰也利用她在北京的机会，专门到关西大学进行访学，并得到了新汉学计划的支持。这就是说，对于很多欧美学生来讲，新汉学计划所提供的到中国大学进行交流的机会，也是他们真正认识东亚的开始。反之，来我们这里进修的东亚学生，也接触到了欧洲学术思想，因为我们学院一直有驻站研究的德国学者。

    我本人曾在德国学习和工作过八年的时间，这些经历对磨练自我、加深自我价值的认识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与他者文化的接触过程中，不断增强了对自我文化的认知。很多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往往是面对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打破自己惯有的联系、框架，而形成的创新。新汉学计划所提供的这种与“异文化”的接触，促进了这种创新能力的培养。

    对于大部分从来没有在国外学习过的人来讲，他们会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文化看作是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准，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同时在其他民族、文化面前有一种优越感，这在社会学中被称作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正是通过在中国的经历，使他们破除了民族中心主义——一种认为自己的文化优于其他文化的认识，从而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对待其他的文化。这同时也破除了构成支撑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行为的基础。（Cf. James G. Kella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2nd ed. MacMillan, London 1998, p. 6）

    两种或多种文化相遇时，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跨文化意味着接受并从各自的角度进行思考，而不草率地得出结论。为了理解他者，人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的观点。由此，他者文化和自我文化就进入了一种相互交流的创造性关系之中。

    以往的中国学者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内部论”（internalist）的思考方式，试图从中国“内部”来理解历史的变化。正是通过国际汉学的加入，使我们认识到，世界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通过文化之间的旅行、移民、探险、传教以及贸易促成的。希腊人在遭遇了其他地方的文化后发现，希腊绝非世界的中心，此外还有非洲、印度、中国的世界。其实世界从来就是相互关联、作用、影响的，跨文化的互动与交换一直在不断地发生。新汉学计划的实施使中外双方的学生在一个更加广阔的情境中来理解对方，从互动来理解历史。

    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1881-1969）在1940年创造的一个术语“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Fernando Ortiz, Cuban Counterpoint. Tabacco and Sugar.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97.），用来描述文化的融合和交汇现象。文化互化跟其他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融合了以往的概念，特别强调随之而来的创造新的文化现象（新文化）的想法，其中“互化”被理解为产生全新的东西。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的伊丽莎白·凯斯（Elizabeth Kath）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鉴于渗透在日常经验中的多层次的抽象性，文化互化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我们不能只考虑面对面的文化互化，而是要考虑到通过面对面的接触而交织在一起的许多抽象化的互动层次。（Elizabeth Kath, On Transculturation: Re-enacting and Remaking Latin Dance and Music in Foreign Lands. In: Julian Lee (Ed.), Narratives of Globaliz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Global Condi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2015.）诸如此类的理论问题，只有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的交流中才可能进行深入的探讨。

    《管子·权修》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国家的长久之计。在资助留学生的计划中，不论是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还是富布莱特项目，都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新汉学计划尽管只有十年，但其成效已经显现出来。十年来，项目曾先后为840余位海外学子提供来华攻读博士学位或开展研修学习的机会，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这个项目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衷心地希望新汉学计划在未来行稳致远，让更多优秀的海外学人有机会到中国的大学中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