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在11.11宣传中邀请脱口秀演员杨笠参与营销，引发了京东男用户的抵制。10月18日，京东官微对此道歉，但这又引来京东女用户的抵制。
杨笠以在脱口秀中以“普信男”“男人还有底线吗？”等话题出圈，此前参加商业活动也有过争议，但烈度都没有此次大。
有人统计过杨笠参加过的商业活动，涉及的品牌有：
海澜之家、英特尔、奔驰、舍得酒、长城汽车、五菱汽车、宝洁（olay）、完美日记、惠普、雅诗兰黛、英菲尼迪、全棉时代、茶颜悦色、益达、资生堂、宝格丽、薇诺娜、小鹏汽车、淘宝、彩星（龟星）、VIVO、舒适剃须刀、腾讯微视、奇艺、传祺、李宁、阿迪、苏宁、伊利、百草味、屈臣氏、临门、多芬、潘婷、珀莱雅、ubras。
为什么此次烈度大。社交媒体上涌现出来的解释大致是，京东用户有大量男性。京东平台男性用户的比例58%，淘宝的是32%，京东的确大一些。虽然舍得酒、长城汽车，海澜之家男性用户比例更大，但总规模小。所以，其他家没出事，京东会出事。
这个解释，似是而非。
我觉得事情分为两个层面，是什么，即商业分析要准确。另一个层面是，对不对，即社会分析要讲价值观。
一，京东的男用户不该是杨笠的抵制者
京东男性用户多，但也只是稍微多一些58%。京东用户的性别画像，与其说是宅男性质，不如说性别是家庭。更何况京东女性用户及其消费的总量和增量都很大。
而且，现在很多预算较紧的年轻男用户都被“多多送券”“香”走了。而且，市场印象一般是，京东的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物流是最快的，但价格也是更高的。所以京东的男性用户，层次相对较高。
毋庸讳言，中国的女权有很大的问题，在婚恋、生育等等问题上，煽动性别，激发愤怒。杨笠嘲讽“普信男”，主要的，是在嘲笑婚恋市场上被估价的男青年。
层次较高的年轻男性，经济收入、学历、家庭背景都会较好，未来预期也会较好。他们能获得奢侈的自由恋爱，和女朋友能有感情基础。女朋友也受教育，而具有感情、价值观方面的偏好，在克服婚恋的诸多门槛时，女朋友是和自己站在一起的。
但那些缺乏学历、收入较低、家庭背景较差、预期较差的男青年，往往只能通过相亲寻找配偶，缺乏感情基础，女方会完全站在娘家一边，对男性提出更苛刻的经济要求。
所以，“普信男”引起最大反感的群体，是那些在婚恋当中面对阶层、收入、彩礼等困境的年轻男性。这样意味着，一个年轻男性，越反感杨笠，他就越不可能是京东的核心用户。
二，“开会的时候，没有意见领袖”
京东的女性员工，的确可能犯了把非主流当做主流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很常见，就像在“6亿人月收入还不足1000块”的声音的同时，很多公司都做出“消费向上”的战略。所以，外界的想象是，几个人开会讨论，就做出决定，找杨笠来代言，结果翻车。
但找代言人的程序，其实很复杂，有专门的供应商公司，会做测试，会找受众客户访谈。
双十一的代言很重要，基本的程序都应该有。这些程序中，杨笠都应该顺利通过了。这不奇怪，京东男性用户质量高，本不该因为杨笠而激动。
但这些筛选程序的前提都是，客观的，非情绪化的，没有意见领袖在会议上大声煽动。但现实传播中，愤怒是最好的流量来源，很容易激发。京东的男用户，也经不起专门的挑唆。
这当中，有平台、博主的流量动机，商战当然是一个很可能的因素。在双11即将来到的时候，这是一个合理怀疑。于是，原本一些无伤大雅的调侃被用来激化舆论。
三、欺善怕恶的抵制
形成政治正确，离不开仇恨。西方以公平诉求为基础的种族、性别议题，也从仇恨中汲取力量，从取消文化中汲取力量。中国女权、男权，网络舆论操作也离不开仇恨。粉丝获得压倒别人、损害别人的权力快感，博主收获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快感之外，还收割流量利益。
所以，什么争议并重要，抵制、伤害他人，才是本质。
面对舆情企业一定不能被动地等待，一定要积极干预积极反应，但是积极干预和积极反应并不等于是退让。一味地讨好躲避、消除、退让，本身就是引发仇恨与抵制的原因。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仇恨、抵制，可以发挥作用压倒对方，伤害对方，这种仇恨就会更烈。
所以，京东的退让立刻招来了另一波女性的抵制。因为不管女权也好，男权也好，都是这么操作的。这反映了中国舆论场上的残酷性。
反过来，当他们发现不能压倒对方，不能伤害对方，恶意、抵制反而会烟消云散。黄仁勋曾说过关于台湾很不正确的话，虽然不少博主反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说，但这个话题，在中国舆论场上始终没有形成抵制，甚至批评的声音都很少，相比其他那些曾被抵制的品牌，英伟达似乎丝毫没受到影响。说白了，这就是因为没办法去压倒英伟达。
所以，越怂越招来抵制。
三，谁都不该损害社会宽容来获利
任何群体都有抵制的权利，但仅谈权利难免浅显了。权利之上，还有对与错。在我看来，性别议题并不重要，比这个议题更重要的是，对冒犯的态度。谁都不应该因为冒犯被抵制。
有这样一种观点，既然可以抵制司马南，为何不能抵制杨笠？
司马南不是冒犯群体，他攻击的是更小的群体甚至个人。杨笠冒犯的是群体，这是一个正常社会所需要的。冒犯的群体越大，冒犯程度越小。比如，冒犯人类，就谈不上冒犯。性别，是人类的第二大群体。对性别的冒犯都不能接受，那就不能接受对任何群体的冒犯。
所以，如果混为一谈，抵制司马南和抵制杨笠，混为一谈，就陷入了只谈权利，不谈是非的虚无。更重要的是，抵制司马南，能为抵制杨笠的合理性背书，那也可以为抵制任何人，让任何人消声背书。
任何群体都有抵制的权利，但健康的社会应该在权利之上做出是非判断，那就是：容忍冒犯，可以批评，我就写过《》批评脱口秀中的段子，但同时，应保持宽容，促进自由，摒弃抵制与消声。这是当下更需要的。
接受冒犯的社会习惯，需要从最不敏感的地方开始，也就是最宏大的概念开始。人类，然后就是性别，接下来，可以是任何职业，任何观念。
企业不应该怂，应该采取一些更长期主义的态度，勇敢正直，为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宽容去坚持。社会需要支持企业，一个更宽松的环境是所有人的好事。马斯克中国人非常喜欢，但他们又觉得企业怂了，是非常正常的。马斯克这样的“恣意妄为”，肯定又接受不了。但这和技术创新，有不有关系呢？把每一个企业都逼到谨小慎微，就逼出创新技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