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近武汉大学130周年校庆，大家不禁感叹，整个庆祝典礼最耀眼的校友代表，比如易中天、陈东升、毛振华、雷军、邓晓芒、赵林、黄进等等，都是八十年代毕业的，武大最受尊敬的校长刘道玉和教师冯天瑜、韩德培、马克昌、杨小凯（仅有高中学历，刘道玉破格提拔为讲师）等等，也都是活跃在那个年代的。无疑，80年代是武汉大学一个多世纪办学史上最光辉的时期，这是全体武大人和全社会公认的。

其实不仅仅是武大，就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中科大、深圳大学等学校来说，校友们最引以为傲的时代，也无一例外是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代的校领导丁石孙、江平、朱九思、章开沅等人，也都被校友们视为“永远的校长”。所以说，80年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黄金年代。

（二）我们不禁要思考：这个年代的奇迹是怎样造就的呢？或者说哪些因素促成了高等教育的“80年代现象”呢？以及80年代的经验，对当下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突破科技创新天花板有哪些启示呢？

首先说，这得益于思想解放运动和权力对知识分子的宽容和尊重。发端于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社会的觉醒，痛定思痛的知识分子（主流是大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开始认真探索人性、人与国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现代化转型道路等本源性问题。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探索欲，以及个体的社会责任感空前提高，是近代以来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之一。

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央高层以胡耀邦为代表的领导人，深刻反思建国以来对知识分子和科教文化领域的错误方针，提出了“四不”（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不装袋子）和“三宽”（宽厚、宽容和宽松）政策。尤其是胡耀邦提出，应该重新定位科教文化管理机关的职责，要从“管教所”变为“服务站”，“检查署”变为“思想者之家”，尽管这些提法不可能被完全落实，但是毫无疑问知识界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宽容，为这时期大学改革和思想繁荣奠定了政治基础。

（1989年1月6日，胡耀邦参观岳麓书院，并为其题词“尊重知识”，这也是胡耀邦的题词绝笔之作，随行人员提醒他写上落款时间，他说“就不写了，尊重知识应该永远没有年限”）

其次，得益于政治体制改革探索。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单单是学校内部的事情，涉及到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党政关系，高校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等敏感问题，这些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层对政治体制改革探索鼓励开明的态度，使得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有了适当开展空间。

1979年12月6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上海师大(今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的联名呼吁——《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这可以视为打响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突围第一枪。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提出要彻底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实行党政分开，单位内部也要实现充分的民主制。尤其是谈话中提出，高校要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大学治理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更为大学改革提供了政治和思想依据。

在这些精神激励下，1981年1月，中央开始允许成立教职工代表大会和校务委员会参与大学治理，北京大学、华东师大、华中师大等先后自主民选校长；1984年6月，教育部提出“五权下放，人才松绑”，增加高校人事、财务、招生等方面自主权；同年10月，中宣部、教育部在15个高校推行校长负责制试点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政改推动，带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松动，像丁石孙这种民主党派人士，苏步青、谢希德、江平这种比较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普通党员，都是不可能走向领导岗位，并且发挥自己才干的。

再次，这个时期尚“去古未远”，民国时期就成长起来的老知识分子尚能发挥作用。我们以北大为例，周培源、费孝通、季羡林、陈翰笙、陈岱孙、王铁崖等民国“老人”，要么是校领导，要么是学科负责人，而中年一代中坚力量又都是他们的嫡传学生，因此，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中断的自由传统和人文精神尚有机会恢复。反观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传统经历了整个苏联时期70多年的中断，即便是以后实现了教育自由化，大学人文精神也很难恢复起来了。

（三）对80年代教育改革的最具有深远影响，也最能体现那个时代教育改革思维的是1985年推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中旬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改革的一次重大胜利，终于冲破了计划的框架藩篱，开始了向市场转轨第一步。

不过，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一批领导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是整体全面改革，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齐头并进，才能保障经济改革走下去。于是，会后中央书记处立即着手起草教育、科技和政治体制改革决议。教育体制改革决定起草始于11月4日，胡耀邦主持了决议制订的全部过程，而文件的具体起草则是由胡启立同志负责的，林涧青、郑必坚、郝怀明等是执笔人，胡启立同志政治秘书张宏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与后面两位是忘年交，郝怀明老先生今年88岁，张宏遵先生今年76岁，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骨气，可以看到那一代改革人的纯真质朴、无私忘我的赤子之心。

胡耀邦和起草组认为，教育是关系民族命运的大事，必须慎重对待，因此，起草中广开言路、了解真问题，共商真正解决之道。胡启立先后带队前往安徽、江苏、江西和广东四省调研，充分了解地方情况，形成初稿；初稿形成后，又广泛征求意见，先后一万多名教育一线人员参与讨论；起草小组还专程飞赴美国，特意征询了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聂华桐等五十多位著名华人学者，听取他们对国外先进体制的介绍。

这份经过认真打磨的《决定》丝毫没有回避问题，第一部分即开门见山指出，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问题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决定提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还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决定》还用了专门一个章节（即第四部分）谈扩大高校自主权问题，明确提出，国家及其教育管理部门对大学进行的是宏观指导和管理，而不是事无巨细的管制。《决定》认为高等学校应该拥有8项基本自主权，包含招生、自主调整专业、自主编写和选用教材、自主安排经费和建设、自主开展学术交流等，尤其是在敏感的人事权方面，提出高校有权“提名任免副校长和任免其他各级干部”。

无疑，这个决定是新中国历史上对高等教育问题分析最透彻，解决方案最符合现代大学治理之道的一个。邓小平对于这个教育体制改革决定也很满意，他说是个好文件，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落实。他对行政乱干预的现象也深恶痛绝，特意指出，教育界“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邓小平于1985年5月19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决议讨论中，中央领导层还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比如，万里提出，现在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而不是培养通才，大学生知识面和视野太狭窄；拥有直属高校的部门，都把高校紧抓不放，当成“封建割据自留地”。胡启立提出，十亿人只用一套考试卷，一考定终身，这种选拔机制不好，底层人上升渠道太狭窄；胡耀邦、万里提出，我们的教育主要是教导大家听话，唯上不唯下，老是怕有什么“异端”，这是对国民智力的严重束缚，只有培养学生独立精神、独立思考能力，才会开启民智、有创造力，才会有民族的现代化。这些问题，很多至今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有的更加严重。

中央一线领导人还深刻批评了过去教育行政部门集管办评于一身的做法。胡耀邦特别指出，教育部要取消“全国重点大学”评选，这是计划意志的体现，重点大学不是上面封的，而是要靠自己创出来，谁办得好谁就是重点。值得称道的是1985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是唯一没有提创造一流重点大学的教育纲领性文件；整个80年代，中央一直在努力淡化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别，试图营造高校公平竞争的气氛（注释一）。

然而，到了90年代，划分重点非重点的思维又重新抬头，并且这种评价体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等级森严，TOP2、C9、985、211等每个门槛意味着不同的待遇。这种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某些入选学校的发展，但是对于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弊端越来越大。最近一些年，东南沿海地区的很多省属高校发展资金充裕，学校也有充分的创新动机，但是由于整个教育界唯“211”、“985”是论，这些高校终难突破行政主导的教育评价体系的天花板。

根据《决定》的精神，国家又陆续推出系列细化措施，保障大学自主权的落实。1986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1988 年 4 月, 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高等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意见》,到1989年约有100多个高校改为校长负责制。因此，到80年代中后期，不仅经济改革渐入佳境，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诸多积极的探索，成为整个80年代改革中最有活力的领域之一。

（四）在这些大的氛围烘托下，学校、教师和学生都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散发出从来没有的活力，堪称与二三十年代并肩的另一个高峰。在很多学校，做到了真正的教育家治校，尊重教育规律办学，涌现出很多值得好好书写的教育家和教育改革案例。

关于教育家，这里仅谈最为大家所感念的三位。第一位是北大校长丁石孙先生，丁石孙早年求学清华大学数学系，师从华罗庚先生。丁石孙在改革开放前历尽磨难，1961年因为同情右派被开除党籍，此后受尽侮辱，周围四位同事自杀，妻妹孟宪振（著名青年物理学家）一家也要么自杀、要么精神失常。

拨乱反正后，丁石孙被提拔为数学系主任，他对过去犯过“左”的错误的同事，从来不计较前嫌，在系内营造宽容民主气氛；在教学科研上，加强基础课教育，大力引进西方教材，弥补与国际主流的差距，组建数个研究中心，进行前沿问题攻关，数学系教育科研质量迅速提高，深得全体师生的拥护。

1983年，北京大学校长面临换届，教育部并没有直接委派校长，而是让副教授以上教学人员，以及副处级以上行政干部公推直选，结果丁石孙获得票数最多。而这时候，丁石孙尚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只好匆匆回国就任。

丁石孙坚持“民主治校”方针，第一坚持不住燕南园别墅，而是住校内普通宿舍；第二，不要专车，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学生有事可以直接将他拦住；第三，将自己办公室和私宅的电话公布于师生，大家有问题都可以直接给他反映；第四，坚持校长不越权、不批条子，尊重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的自主权。

对于教育，丁石孙认为学生自由发展是最重要的，作为大学校长的第一职责“就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对于教师，丁石孙则尽力贯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对“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框框”。1986年下半年，丁石孙进一步提出了六点治校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严治校；贯彻竞争原则；坚持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树立综合平衡与全局观念；分层管理，坚决放权。”后来常常有人追忆，说“那时的北大才是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丁石孙与蔡元培、马寅初被认为是北大120多年历史上最杰出的三位校长。

第二位是深圳大学创始人罗征启先生。罗征启文革前担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弟弟被红卫兵造反派打死，恢复高考后，凶手想考哈工大研究生，但因为过去的“三种人”经历，一直不能通过政审。罗征启主动原谅凶手，并且给哈工大写信要求再给犯错年轻人一个机会，这件事在拨乱反正时期被传为佳话。

1980年，已经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的罗征启被选为中央党校中青干部班第一期学员（该班多人后来跻身于国家领导人之列），本来中央想对他有重用，但由于他刚正不阿，坚决不给高干子弟走后门，得罪了上层重要领导，无法得到晋升。1983年，深圳特区要创办一所高校，清华副校长张维（高晓松外祖父）和罗征启主动请缨，一同南下的还有北大文学系的乐黛云等等，他们希望白手起家，创造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大学。

罗征启既有先进的理念，又有清华人特有的踏实作风，超强的执行力。深圳大学虽然起点非常低，只不过是市属大学，但是张维、罗征启广泛参考国际一流大学的管理制度、教学理念，同时，当时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给予了足够自由，使得深圳大学创办之初就站在高起点上，成为全国高校争相学习的典范，深圳大学最津津乐道的几个杰出校友，比如马化腾、陈一丹、史玉柱、周海江等都是这个时代的学生（不过进入90年代之后，深圳大学失去了“特事特办”的身份，被“收编”到教育行政体系，使得深圳错失了造就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机会）。

第三个是武汉大学刘道玉先生。刘道玉在“文革”后已经官至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长，当时又是中央大力提拔年轻干部之际，如果留在中央机关，他肯定会有不错的“前途”。但是刘道玉一反常人做法，认为搞教育就要到一线，而非在办公室坐而论道，毅然选择去武大任职。

武汉大学本来并不那么突出，1959年中央确立首批20所重点大学，武大不在名单之列，经过十年浩劫，武大更是千疮百孔，1978年全校仅有30余个专业，600余名教师。但是在刘道玉的领导下，80年代的武大声名鹊起，在办学实力和声誉上，一跃成为高校第二梯队（清华北大为第一梯队）的佼佼者。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改革，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改革，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改革，华中师大的章开沅改革，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改革，西安交通大学的史维祥改革，华东师范大学的刘佛年、施平（施一公祖父）改革等等，也都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通观80年代的这些高等教育改革试验，有一些共性的东西。

第一, 学校党政机关去官僚化。比如，华东师范大学砍掉半数以上的副处级行政领导岗位，副校长由9人减为3人，尽量减少行政对教学科研的干预和复杂审批；深圳大学的党委副书记由一名管理系副教授兼任，统战部长由一位文学系副教授担任，他们只拿职称工资，不拿副书记的行政待遇工资。

第二, 给予教师自主权。教师可以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等形式，参与学校重大决策与管理。比如，华东师大确立“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原则，由教师推荐代表产生教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有权选举产生校务委员会正副主任、校长，有权审议通过校长提出的副校长、院长人选，有权审议学校重大事项；上海交通大学规定，由教职工自选系主任，并赋予系主任的完全人事权、教学权；深圳大学则成立教授会，教授会负责教师职称评定，制订教学和学科发展规划，对外代表学校开展学术交流，教授会主任、副主任有权列席校长工作会议，参加校务决策。这时期教师在学校管理中的话语权大大提高了，民国时期高校“教授治校”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恢复。

第三, 打破计划体制下呆板的学生培养体制，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灵活人性化培养模式。比如，武汉大学等率先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插班生制、学术假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等，此后先后为各个学校所效仿。

这时候，学生的结社权和思想创造也被充分尊重。武汉大学学生社团达400多个，学生创办了《这一代》、《古今》等风靡全国的自办刊物，北大学生亦创办了《未名湖》、《缪斯》、《学海》、《钟亭》、《窗口》、《启明星》等杂志。据不全统计，当时全国活跃的学生刊物就有200多份，当年很多青年新锐（比如海子、甘阳、郭树清、张维迎等等）通过这些学生刊物阵地，逐渐获得社会影响力，成为80年代思想界杰出人物。。

总之，这些大学改革成就是斐然的，尽管从高等教育国际排名上讲，由于当年底子太差，无法与今日相提并论；但是从人才（尤其是社会栋梁之材）培养角度，对中国文明进步的贡献角度来讲，那个时代高校是远超今天的。我们今日从那个时代师生感受到的独立之人格，大胆开拓尝试之勇气，关心社会苍生之情怀，正是那个时代大学精神的烙印遗存。

（五）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多年历程了，我们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教育改革方面则滞后很多，堪称各领域中之明显短板，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培养一流人才，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在今天全球化正在撕裂，国际科技经济竞争陡然加剧，美国对我国技术制裁力度空前增加的情况下，这些话题尤为紧迫。

不过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最直接、最有价值的借鉴。由于中国高考入学选拔竞争是全世界最激烈的，中国优质大学的学生也无疑是世界最聪明的、最勤奋的，唯独缺乏一个好的机制把他们的才能发挥出来，而这个机制的一个核心元素就是自由。

某种程度上讲，我国高等教育的最主要矛盾是广大教师学生卓越才智的卓越，与制度供给不足的矛盾。进入90年代之后，我们长期片面强调教育的发展，而忽略了教育体制的改革，我们要看到：发展不能替代改革，增加经费的对于提高我国高校竞争力的边际作用越来越小，只有把制度供给不足这个矛盾解决好了，我国才能诞生一流大学、一流人才，贡献一流科学技术、人文精神成果。

【注释和参考文献】

注释一：据教育学家杨东平的记述，1985年，胡耀邦在审阅教育部党组的整党汇报时，做了一条批示，大意为教育部不应该只是直属高校的教育部，而应该是全体教育事业的教育部，意思是对所有高校都要一视同仁。

注释二：1984年，德高望重的刘佛年教授退休之际，教职工代表大会不是按资排辈，而是选举仅仅有副教授头衔，但是年富力强、具有强烈改革意识的袁运开担任校长。袁运开也不负众望，唯才是举，进一步推动了华东师大办学实力的提升，地理学、生物学、冷战史、光学、微电子等都跻身全国顶尖水平。

注释三：这时候武大比较有名的跨系转学案例是：王小村由历史系转到生物系，徐传毅由中文系转到数学系，二人后分别获得麻省理工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在专业领域多有建树；此外，武汉大学还接纳跨校转学，中国科技大学李凡转到武汉大学工商管理系，同济大学建筑系覃可转到武汉大学生物系。并且武汉大学还破除唯高考分数唯标准，录取了很多社会上有特长的人，比如安徽青年创业先锋黄晚霞，被工商管理系破格录取；青年作家野夫，被中文系破格录取。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制订纪实，《光明日报》1985年6月8日

胡启立：《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

郝怀明：我参与起草《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唐才儒：《深圳大学改革探索之路》,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8年

施平：《解放思想建设高质量有特色的重点师范大学》

《丁石孙访谈录》, 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

刘道玉：《创造：一流大学之魂》,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年

忻福良: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大事记（1978-1989）》，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1年

《上海交通大学改革初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4年

《复旦大学的改革和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人民出版社，1985年

何东昌：《何东昌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