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五部分中提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李强总理在202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健全创投基金差异化监管制度，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加快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

如何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高研发投入能否带来高创新产出？戴维·奥德兹（David B. Audretsch）和戴维·蒂斯（David J. Teece）凭借在企业家精神、创新以及竞争方面卓有建树的开创性研究获得2021年度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奥德兹通过将创业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以此解释跨地区、跨国别的经济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取得了开创性成果。   

一、“瑞典悖论”的提出—— 高研发投入和低创新产出

瑞典隆德大学Edquist & Mckelvey(1990）提出的“瑞典悖论”（the Swedish Paradox）表明，20世纪90年代瑞典虽保持全球领先的高研发投入水平，但创新产出始终低迷。这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对知识的投资并没有被证明是解决经济停滞不前和失业率上升的灵丹妙药，高水平的知识投资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正向反馈。对此，奥德兹（Audretsch, 2006）认为解决“瑞典悖论”需要重新思考知识驱动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但不可否认的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使得理论界和政策界重新认识——人力资本投资、研发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经济增长是知识投资正外部性的结果，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知识或创意，已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经济能否长期保持增长。

历数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探索，经历了从索洛模型——强调物质资本投资和外生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再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强调技术进步内生及研发投入驱动知识生产重要性等多个里程碑。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的关键在于经济体的创业能力。Breshsnahan & Gambardella（2004）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繁荣命名为新经济时代（the Era of the New Economy），高科技创业力量推动了新经济时代的诞生，创新和创业精神被视为经济活力和就业增长的重要来源。但既有经济增长理论无一例外均忽略了创业活动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关于创业活动的主体——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如何诞生、如何通过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创新实现差异化竞争优势的研究始终处于初级阶段。奥德兹和蒂斯在结合经济学和战略管理理论已有的关于创业和创新方面的碎片式研究基础上，分别提出了著名的知识溢出创业理论（the knowledge spillover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和企业动态能力管理系统理论（dynamic capabilities as management systems theory）。他们结合理论、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力图打开异质性企业实现创新和发展的黑箱，通过系统化的理论框架为数字化和全球化浪潮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提供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

经济增长理论对长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认识经历了从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到技术进步，再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知识资本等多个阶段，但作为上述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在解释跨国别的经济绩效差异时往往存在缺陷。奥德兹第一次通过将创业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以此解释跨地区、跨国别的经济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取得了开创性成果。  

二、创业资本使得知识产生实际价值，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自罗伯特·索洛（Solow, 1956）将经济增长模型建立在新古典生产函数及其关键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基础上以来，经济学家一直依赖于以生产函数为工具解释经济产出差异。索洛模型将技术进步外生化并将资本内生化，强调了单纯物质资本积累带来的增长极限，长期经济增长率由技术进步决定。罗默（Romer, 1986）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索洛模型技术进步外生的假定进一步内生化，并将知识资本引入生产函数，其与劳动、资本共同作为经济产出的投入要素，这样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就归结于——知识生产函数中的两种投入要素——知识和资本的规模报酬。知识资本通过知识溢出，抵消实物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从而维持整个经济规模收益递增。在罗默模型的知识生产函数中，经济中有用的科学技术知识被分为非竞争性、部分排他性知识和竞争性、排他的知识，知识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通过研发投资生产出来，企业对研发的投入是实现新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的先决条件。罗默（Romer, 1990）认为非竞争性的知识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并假定知识外溢是一个自然和外生的过程

奥德兹（Audretsch, 2006）在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进行系统性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虽然知识资本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创业精神和小企业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并不相容。原因在于，以初创企业有限和微薄的研发投资，与大型企业相比不具备任何竞争力。

自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Schumpeter, 1934）一书中提出企业家是创新者和资源配置的决定者这一观点开始，创业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针对“瑞典悖论”，奥德兹（Audretsch, 1995）认为创业是将罗默经济中溢出知识商业化的必经渠道，如果没有创业活动，溢出的知识将无法产生价值，现有的企业对知识投资就无法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Michelacci(2003)的研究也表明，企业研发回报率低可能是由于缺乏创业能力。创业能力是指将新知识转化为经济机会涉及的一系列技能、才能、洞察力，而创业能力并非是均匀分布在人群中。

在对罗默提出的知识资本概念予以部分继承的基础上，奥德兹（Audretsch, 2007）开创性提出以创业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即除了劳动力、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之外，创业资本的禀赋对于经济增长同样重要。奥德兹（Audretsch, 2007）将创业资本定义为一个经济体中具有地理相关性的一群代表性个体创建新企业的能力，创业能力之所以可以和知识资本一样以一种资本的概念储存和量化，是因为创业资本背后所反映的法律、制度、社会和文化等力量构成了创业的必备要素。与劳动力、物质资本不同的是，知识资本具有外部性和外溢性，创业资本则内嵌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制度和文化背景之中，作为连接新知识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重要渠道。

三、创业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两种机制

奥德兹（Audretsch, 1995）强调创业资本对经济产出产生积极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首先，创业资本体现的是一种内生知识溢出机制。罗默（Romer, 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都认为知识溢出是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机制，但并未阐明知识如何在公司和个人之间传播，而奥德兹（Audretsch, 1995）则认为知识外溢的过程并非外生，创业活动是知识外溢并实现商业化的重要渠道。

创业资本对经济产出产生积极影响的第一种方式是，奥德兹将经济增长理论的观察单位从公司转移到具有新经济知识禀赋的代表性个人——如科学家、工程师或其他知识工人，代表性个人可以通过创业活动实现源头创新知识的商业化，承接并发展原雇主决策层并未重视的知识，以弥补小企业的研发不足。

创业资本对经济产出产生积极影响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增加企业数量加剧竞争。企业数量增加不仅导致更多新创意和新想法的竞争，同时也使得市场分工更加细致，加快了专门从事某些特定新产品线生产的公司的进入，从而提高了特定地区行业及公司的多样性程度。Jacobs（1969）的研究提供了将企业多样性与经济绩效联系起来的理论基础，认为不同的公司和经济主体之间交换互补知识是大量创新的源泉，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四、创业资本影响GDP增长率的实证检验

为进一步定量研究创业资本对于解释跨地区经济产出及生产率的作用，奥德兹建议使用新公司启动率作为度量创业资本的代理指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高的新公司启动率反映了更高水平的创业资本。新公司启动率由某一市（县）人均创业公司数量度量，反映的是一个市（县）居民的创业倾向，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89 年至 1992 年。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创业资本水平更高的地区表现出更高的产出水平。

为衡量创业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奥德兹（Audretsch, 2004）将生产函数进行规范化处理，实证结果表明，不仅人均资本存量和知识资本影响劳动生产率，创业资本对劳动生产率也有显著影响，创业资本程度较高的地区系统地表现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为衡量模型的稳定性，奥德兹将创业资本限定于高科技制造业和ICT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实证结果显示，高科技制造业和ICT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创业资本对经济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同样显著。

为了将德国的实证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延伸用于解释跨国别的产出差异，奥德兹（Audretsch, 2006）结合36个国家四年期间（2002-2005年）的样本数据检验了创业资本对各国GDP增长率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一国GDP增长率，解释变量包括创业资本、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国家增长竞争力指数（Growth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人均国民收入水平（Gross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GNIC）和上一年GDP增长率。创业资本采用代理指标——年轻企业指数（Young Business Indicator，YB）度量，定义为一国中存续期限为42个月及以下企业（年轻企业）的自雇者占所在国成年人的比例。为衡量创业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产出的差异化影响，奥德兹将被研究的36个国家分为三类：高收入国家、转型期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实证结果表明，创业资本与低收入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印度、墨西哥、南非和泰国等）的GDP增长率无显著相关，但对转型期国家（如中国、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和斯洛文尼亚等）和高收入国家的GDP增长率影响显著，创业资本对转型期国家GDP增长率的贡献水平大于高收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