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以强烈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使命感，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推出了一批体现文化传承价值、反映厚重文化积累的传世佳作。本版精选介绍8部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有典藏价值的文化丛书，以飨读者。
作者：缪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如今，中华文明遗产“活化”利用的景象已遍布祖国大地，而浙江大学与浙江省文物局牵头推进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就是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久久为功，共铸辉煌。“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2005年亲自批准，多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持续关注并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的一项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大系”利用最先进的摄影与图像处理技术，对全球现今存世的12250余件（套）中国古代主要绘画作品，留影存形并建立数字化档案，使中国历代绘画初步完成从物质形态向数字形态的整体转化。在此基础上，“大系”陆续编纂出版《先秦汉唐画全集》《宋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共计66卷226册图册，它将成为迄今为止藏品收录最全、图像记录最真、印制质量最精、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绘画图像文献。
四海归心，纵览千年。中国绘画源远流长，名家佳作灿若星河，是举世公认的人类艺术瑰宝。以国家之力汇编、整理、传播文物典册是中华文明独有的制度传统。远自西汉起，前人就千方百计通过文字著录、摹临仿造、刻板印刷、珂罗版复制等手段保存图像信息，留下《汉书·艺文志》《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石渠宝笈》《神州国光集》等经典文献。由于兵燹水火，历代画作藏存不易、命运多艰。特别是近代以来，大量珍品流散海外，成为炎黄儿女心中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为此，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组织力量出版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国绘画全集》等大型绘画著录。由于各方面条件制约，上述文献多有缺憾，无法全面展现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凝结于绘画作品之中的深邃智慧与集体记忆。
2015年，中宣部牵头建立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国家出版基金规划办、中国文联、浙江省委宣传部等组成的部际联系协调机制，“大系”随后被设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推动“大系”工程再次迈上新台阶。2021年以来，“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阶段性成果展”在浙江、重庆等地巡展，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目前，整个工程进入收官阶段，将于2022年下半年正式结项。
十七年来，项目组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文化责任感，本着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开展了三次全球范围内的藏品搜集工作。“大系”团队与海内外260余家文博机构和收藏单位进行反复沟通，往来通讯信函数以万计，实地拍摄奔波数十万公里，从而使流失海外的、包括敦煌藏经洞和黑水城绘画在内3250余件（套）中国绘画精品，通过数字化方式重回祖国怀抱，并与国内9000余件（套）藏品一起，共同构成了纵贯两千余年的中国古代绘画史的恢宏图景。
化身千亿，飞入万家。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绘画作品则是其守护传承的重要载体。自古以来，珍贵绘画往往陷入“藏用两难”的局面。项目组知难而进，自启动之日起，坚持采用全球最先进的摄影技术和数字化扫描标准，对入编作品图像信息进行最高标准的数字化复制与存储，为读者与观众提供精确、清晰的观赏体验，并对绝大部分图像进行局部放大，呈现许多面对原作都难以察觉的细节。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大系”团队还在很多传世古画图像中成功辨析、提取出原本剥蚀暗沉、肉眼难辨的画面、题跋及印章，实现了文物藏品的“无损伤”修复，逐一建立详备的数字化档案，从而使散布全球的中国绘画精品第一次获得无限接近原作、安全储存的“数字化替身”，为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研究与“活化”利用开辟了新的空间。
“大系”工程跨越“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等四个“五年计划”，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扎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201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七十周年的特殊日子里，浙江大学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赠《宋画全集》《元画全集》。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表示：“教科文组织收藏了不少书画图册，而这两套画册将成为其中的经典。”目前，“大系”出版物已为国家图书馆、国家版本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美、英、法、德、日等国内外许多图书馆及文博机构收藏，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以美为媒”的“世界名片”。
（作者：缪哲，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子课题《先秦汉唐画全集》《明画全集》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教授）
作者：刘大钧
“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项目，是一项大型的文献编纂工程，是对近代以来易学研究的总回顾，是对百余年来易学成果的检索、保存、甄选与传承，是对中国古典学术现代转型的聚焦与总结，更是对易学未来发展的期许和展望。
近代以来，有哪些易学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近代以来，易学以不同的研究面貌，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有必要加以系统整理和研究。
本着接续传统的文化自觉，2005年至2009年，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搜集、审阅、甄选近现代易学论文1500余篇，重排为《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初编）》论文集，于2010年付梓。但限于当时的人力、物力，知而未见、未知未见的易学文献大有所在。2010年底，“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相关工作得以继续开展。
“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项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近代以来，有哪些易学成果？为制作较为完善的成果总目，我们进行了三方面工作：其一，逐条筛选已出版近现代文献目录中的易学条目；其二，总结两百多个易学关键词，逐一检索海内外数据库、图书馆等网络资源；其三，制作近现代易学家名录，逐一检索其论著，补充所阙。我们共搜集易学文献目录40730余种，共210余万字。
随后，我们对所知文献进行了搜集：已数字化的尽可能获取电子资料；没有数字化的按馆藏前往复制并扫描保存；罕见或珍贵的文献，也尝试购买原件。经过努力，我们共收集到易学文献35180余种（尚缺5500余种）。项目成果包括六大部分：（一）《百年易学编年总目》，系对近现代易学成果的目录汇总，共计40730余条，210余万字；（二）《百年易学文章分类目录》，系对百余年来易学文章的专业分类，按研究主题分为九大类、110余小类；（三）《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初编及续编，是在分类目录的基础上，对能够展现近现代易学成就与特色的菁华文章之甄选，初、续两编共收录文章3000余篇，总计5000余万字；（四）《百年易学文章全文》，共计31480余篇；（五）《百年易学著作全文》，共计2350余种；（六）《百年易学硕博论文全文》，共计1350余篇。
由此，我们切实解答了“近代以来，有哪些易学成果”这一问题。
有哪些优秀的易学成果？资料性工作结束后，我们按研究主题，将所有易学文章分为《周易》通论、《周易》经传、易学史、《周易》哲学、《周易》象数、《周易》与术数、易学文献、《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周易》与现代学科九大类，每大类下再设小类，共计110余项。
以分类结果为基础，我们甄选能够代表各主题高水平研究成果的文章1500余篇，汇编为《百年易学菁华集成（续编）》，约3000万字。这些文章，是在文献齐备的基础上，在相同研究主题文献的比较中，结合年代与作者代表性，反复讨论、调整而成的结果，应能展现近代以来的易学成就与学术特色。
《百年易学菁华集成》的“初编”与“续编”，在三万多篇近现代易学文献中，甄选三千余篇菁华，实际回答了“有哪些优秀的易学成果”这一问题。
易学研究如何传承创新？百余年来的优秀易学成果，是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对传统易学的大反思、大总结与新诠释。通览这些成果，其核心关切是：在“中西古今”的变局中，如何实现易学的传承创新？
近代以来，发生了以经学范式瓦解和分科范式建立为核心的中国古典学术变革。由分科视域重新审视、研究《周易》，逐渐成为现代易学研究的新传统。从经学范式到新学范式，这一转型当然有其积极意义，然而也有可商榷之处。例如，时有对《周易》进行割裂的、片段化的研究，甚至出现随意发挥、奇见迭出等情况。
总结百余年来易学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我们期许的当代易学经典范式，应是充分吸收经学和新学优势，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当代易学传承创新必须遵循的原则。
我们希冀以易学为典范，通过对百年成果的汇总、梳理与精选，衔接起传统与当下，超越近代以来的反思，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添加一份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作者：刘大钧，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易学研究菁华集成”首席专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中国周易学会终身荣誉会长）
作者：黄德宽
《甲骨文合集》903正
汉字是现今世界上唯一历史久远、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汉字文明构成了中华文明最灿烂辉煌的篇章。一方面，汉字记载了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兴衰更替；另一方面，汉字又在中华文明的大背景下不断演进、变革和发展。由于汉字的独特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深入认识汉字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就难以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获得透彻的理解和准确的认知。为此，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了“汉字发展通史”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研究成果12卷本《汉字发展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作为“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通史》力图全景式描绘汉字体系形成发展的历史，全面考察不同历史时期汉字形体、结构和实际使用的情况，深入揭示汉字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所遵循的基本规律，从而展现汉字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画卷。根据汉字体系发展的总体进程，《通史》将汉字文明的演进划分为汉字的形成、古文字和近代文字三大历史阶段。
新石器晚期到夏代，是从早期刻画符号到汉字体系形成的阶段。新石器晚期各文化区系中刻画符号的创制是汉字形成的源头。经过文字发生机制的建构、文字符号创制方法的摸索和路径的选择，到夏代已从原始文字发展到成体系的早期汉字阶段。
从殷商到秦代是古文字阶段。殷商甲骨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成熟文字符号体系，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基本构形方式都已发展齐备，符号书写建立了较为严格的规则，文字使用中同音假借现象十分突出，甲骨文已完全具备记录语言的功能。西周时期，汉字形体的增繁、省简、替换和讹变是主要演变现象，西周早期字形形象性特征明显，中晚期以后书写渐趋线条化，字形变得匀称规整。形声构形方式成为主要造字方法，约80%的新增字是形声结构，其他构形方式的构字功能趋于萎缩。西周文字书写的规范化和构形模式的形声化趋向，是这一时期汉字体系发展的主要表现。春秋文字处于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字体的演变承续了西周金文以来的线条化趋势，形体更加匀称整齐，进一步削弱了字形的象形性，加快了形体符号化进程。形声构形成为春秋时期最主要的构形方式，新增字90%以上是形声字，反映了汉字构形系统的进一步优化。春秋文字在字体风格和用字习惯方面开始呈现一些区域性特点。战国时期，形声构形几乎成为唯一的构形方式，新出现的字基本上都是形声结构，构形的形声化表明汉字构形系统已发展完善。战国文字的字词关系和用字习惯异常复杂，不同区系文字地域特征更为鲜明。秦系文字上承西周文字，历经春秋战国的发展，到秦代形成古文字的终结形态——小篆。在秦系文字系统内出现了字体创新要素，解散篆法的隶变普遍发生，早期隶书逐步形成。
汉字系统经过秦汉之际的进一步隶变，最终实现了形体的古今转换，跨入近代这一历史发展新阶段。两汉时期主要是形体的变更、调整和规范，文字的功能分工趋向明晰。汉初到武帝前期，汉字系统完成了隶书字体的定型化。武帝后期至东汉末，隶书进入调整和发展期，新隶体、草书等代表汉字发展方向的新兴书体逐渐成为书写主流。经历这一阶段的发展，汉字系统进入形体符号化、构造形声化、书写笔画化的历史新时期。从魏晋到隋唐楷书的定型，汉字构形方式和形体风格进入稳定状态，字际关系、字词关系更加明确，而俗字和异体的发生则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自宋代以降，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产生了新的印刷体——宋体，此后汉字体系的基本格局趋于稳定。宋元明清时期，楷体正字字形结构稳定，官刻与坊刻、民间文书用字有明显差异，方俗口语词因本字难明而多有异写，俗讹杂字是坊刻和民间文书用字的突出现象。
域外汉字资料极为丰富，《通史》首次将汉字在域外的传播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使用纳入研究范畴。通过整理和研究日本、朝-韩、越南等域外汉字，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了对汉字发展传播一般规律的认识，展现出汉字文明的广泛影响。汉字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使用，既是汉字发展史研究的领域，也是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历史上汉字在民族地区的传播情况，研究汉字对民族地区文字的影响，有助于汉字发展史、民族文字史和中华文明史的研究。
《通史》以历代汉字原始资料和使用样本作为客观依据，既重视不同时代汉字个体及其运用的断代描写分析，更注意对汉字体系发展及相关文化背景进行综合动态考察。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成员根据近30年来积累的汉字发展动态分析、谱系建构、俗字考辨等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努力把握各个历史时期汉字发展的主要问题，细致考察古今汉字发展的各种现象，客观描述汉字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对汉字系统发展演变所遵循的基本规律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揭示。
汉字发展历史的研究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基础性研究课题，对传承弘扬汉字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汉字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以及促进中国文字学学科建设，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汉字发展研究首部通史性著作，课题组希望《通史》能对推动汉字发展历史的研究走向深入有所贡献。
（作者：黄德宽，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通史”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
作者：刘固盛
《老子》对我国哲学、政治、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历经两千余年而不衰，并远播海外。《中国老学通史》于2014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课题成果分为《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近现代卷》（上、下）五卷六册，300余万字，被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成果以历代《老子》注疏为基本文献材料，重视现存于世的孤本、钞本、善本等罕见的本子以及《老子》出土文献、敦煌文献，并注意《道藏》《藏外道书》、正史、地方志、历代文集、碑刻等涉及的与老子有关的资料。按照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老子”这一老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新的学术角度和思想维度对整个中国老学进行贯通性的、深入系统的论述，全面总结老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丰富内容，分析并提炼出不同历史时期老学的理论创建和思想特点，揭示其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深刻联系，阐明中国老学的思想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常用的学术史与思想史、文献学的方法外，还综合运用多种其他方法进行研究。如用社会史的方法揭示老学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避免对老学文献解读和思想分析的主观性。又如诠释学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西思想学术的差异，而且有助于合理分析和评价中国老学史上对《老子》的原旨追求与思想发挥，从而更加尊重和理解中国思想学术自身的特点。
成果力求创新，并突出中国老学发展“通史”的性质。从追溯老子的思想渊源和道家学派创立开始着笔，及至对现当代老学发展的总结，由此体现出中国老学发展的贯通性。这种贯通性既有纵通，也有横通。所谓“纵通”，指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自古至今的研究，具体表现为老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时代性。如先秦秦汉老学是中国老学史的开篇，对老子其人其书及其思想做了新的论证；探讨了杨朱、列子、关尹与老子的关系，全面阐述了庄子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结合《黄帝四经》《管子》《文子》《鹖冠子》论述黄老学的源流演变以及在秦汉时期的巨大影响。魏晋隋唐是老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其起点是老学在魏晋玄学建构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重点是重玄学的形成与鼎盛。宋代很多思想家注解《老子》，该时期的老学形成了一个高峰。宋元老学与理学、宋学、新道教等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关联密切。过去学术界对明清老学评价不高，本成果则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注重对老子思想的政治发挥、儒释道思想在老学中进一步融合、道教老学民间化等是其突出特点。近现代老学呈现与传统老学不一样的面貌。在“百年锐于千载”的历史进程中，近代老学充分显示了学术界、思想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对西方文化的积极应对。而现代老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老学的发展，同样表现出了巨大的思想学术活力，大陆老学与港台老学之间也出现了趋同的态势。所谓“横通”，指对中国老学涉及的主要问题的逻辑演变、前后发展进行全面考察，由此体现出老学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和体系性。例如玄学、重玄学、理学的形成分属魏晋、隋唐、宋代三个历史阶段，又都与老学密切相关，全书从老学的角度对上述三大哲学思潮进行综合研究。又如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发挥与运用，既有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四皇帝御解《老子》，又有文武大臣的阐发，全书注意比较君臣解《老子》的异同，由此阐明老子思想作为“君人南面之术”的意义与影响。“横通”既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老学的发展脉络，更从思想史的高度阐扬其理论价值，使“中国老学通史”同时具有“中国老学思想史”的特色。总之，本书试图通过时间的“纵通”与问题的“横通”，使中国老学史的研究真正具有“通史”的风格，以求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
《老子》是目前被译成外文版本和语种最多的中国典籍，当今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中国老学通史》通过对《老子》所蕴含的思想价值与历史影响的全面梳理，充分展示《老子》跨越历史、连接现实、面向世界的哲学智慧，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刘固盛，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老学通史》”首席专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作者：陈戍国 陈雄
沈文倬《礼汉简异文释》
“礼”是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标志性概念，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重大作用的制度性规范，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引导性因素。礼学，不仅是一门文献之学，也是一门制度之学、哲思之学，更是一门需要文史哲诸学科交叉互动的学问。研究礼学，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还可以修身心。而礼学研究的基础，就是读懂礼学文献。
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中国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是一项大型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工程，其成果有二：一是对中国古代的礼学文献进行系统的分类和整理；二是对中国古代礼学文献进行哲学、文献学及历史学的研究。研究成果举例介绍如下：
在古代中国，“礼”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论是制度层面的朝章国典、思想层面的礼义阐发、民俗层面的冠昏丧祭，还是学术层面的经史注疏，皆有礼学文献的大量传世。然而，礼籍历来难读，就《仪礼》而言：韩昌黎“苦”之、四库馆臣“奥”之、黄季刚“疲”之，此足见治礼之坚、礼学之难。那么，有没有一个好方法呢？《礼记·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古礼文献是“故”，“温故”就是整理文献，整理的方法有很多、困难也不少，贵在能否“知新”，从而整理出适合新时代读者查阅的文本。“崇礼”非崇古礼全体，乃崇尚礼之本。《曲礼》开篇云：“毋不敬”，诚哉是言！在整理古代礼学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每一本礼籍都有一个相似的思想主线，那就是“敬”。而“敬”有外内两个方面：于他人而言的“敬”是尊重他人的“谦和”行为，于己而言的“敬”就是诚意静心的“敦厚”品性，这是我们从整理礼籍的“温故”中所读出来的。因此，“温故知新”和“敦厚崇礼”可概括本课题的研究，同时也是读懂古代礼学文献的最佳方法。
古礼文献的典范之作当属“三礼”——《仪礼》《周礼》《礼记》。整理“三礼”的过程，就是熟悉“三礼”产生、变迁与成熟的过程，既要准确完整地显示“三礼”的本来面貌，又要让读者明白它们各自成为一门学问的真实含义和历史，此即学以致用。
以号称难读的《仪礼》为例，整理之法为：先定句读，继明礼例，探其语境而反复测度之。“定句读”可用《仪礼郑注句读》，“明礼例”可用《礼经释例》，“探语境而测度之”则综合参考《仪礼注疏》《仪礼正义》《礼经校释》《〈礼〉汉简异文释》等作出论证。按照此法精读《仪礼》，岂有不懂之理？不止于此，经过我们实践，此法还能启迪新知，略举四点如下：
一是用语的准确，没有夸张的成分，人物一举手一投足，拱揖、停顿、泣哭、颦蹙之类，都在写实；二是所记礼典内部的和谐，如士冠礼，从“筮宾”到“送宾归俎”有十五个节目，“加冠”过程中又夹杂着“易服”，仪式的有序推进中处处彰显着和洽；三是成书，我们认为沈凤笙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认为先有了礼典的实行才有了纪实书本的撰作，《仪礼》当是由孔子弟子、后学陆续撰作的，大致成书于鲁悼公至共公之世；四是价值，我们不同意照搬照抄的复制，正如三代礼的损益，新时代的“礼”亦当是在因革旧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仪礼》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为“新礼”的制作提供“参考”。同理，整个三礼类文献乃至整个经部礼学文献亦是如此。
传世古礼文献主要见于“经部”，经部之外大致还有政教法典类、史书中的“礼乐志”类、祭祀丧葬类以及通礼、礼论等类别的礼学文献。
以孔庙祭祀为例，此礼在全国各地已蔚然成风，然祭祀的方式方法五花八门，因此我们整理了《文庙祀典考》。是书体例完备，内容翔实，集文庙典章文物之大成，以期对今日之祭孔起到规正作用。当然不能止步于此，众所周知，宋代祭孔频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祝文，这些祭文大都出自如王安石、苏轼、陆游、朱熹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士大夫之手。系统考察这些祭文，不仅有助于加强对孔庙祭祀及传统礼制的了解，而且能够深化对宋代政治、思想、文化、社会、教育等问题的认识，对文体史和文学史的拓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今日祭文之撰写提供参考。
除了传世的礼学文献，出土考古材料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与古礼有关。以简牍为例，保存在上面的珍贵礼学资料大致包括：礼学经典的部分篇章（如武威汉简《仪礼》等）；阐释礼制、礼义但久已失传的古人作品（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民之父母》等）；还有人们日常礼俗的各种记录（如谒、名刺、告地策、遣策等）；可谓品类繁多，异彩纷呈。将这些礼学文献加以归纳、整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礼仪风俗，也对传世礼学文献起到补充、修正之作用，更为专门从事礼学研究的学者利用出土文献提供了极大便利。
总之，我们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温故知新”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以“礼”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作者：陈戍国 陈雄，分别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湖南大学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作者：戴建国
中国古代笔记是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既有对社会重大事件的记录，也有对微观生活的具体生动的叙述。其以质朴、不事雕琢的特色全方位地描述了古代文化风貌和社会生活场景，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内容极为广博，保存了大量不被正史记载的科技、文化、社会史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宋代人文昌盛，经济发达，儒、释、道兼容并包，对外交流频繁，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创造的高峰期。这些时代特色，在宋人笔记中都有具体反映和生动记载。宋人笔记注重社会现实，思想性、学术性日趋凸显，并由此深刻影响了宋之后的文学体裁和作品。这一部部鲜活的笔记，记录了先人的伟大发明创造，记录了我们民族认识世界、创造世界的真实活动，构成我们民族文化记忆的瑰丽宝典。
传世的宋人笔记大多分散在各种丛书中，有些十分稀见且版本芜杂，有的笔记著作已非原貌，存在不同程度的散佚。或因后人重辑而混乱不堪，错讹丛生；或真伪不一，有题为宋人笔记，实则是宋朝之后的作品，给读者带来诸多困难。因此，对传世的宋人笔记进行系统整理，编纂出版一部笔记总汇，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基础性文化学术工程。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下，课题组对学界已有的整理、研究成果充分加以吸纳，并与海内外学者建立广泛的学术联系，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宋代笔记，将整理与研究相结合，集思广益。对混杂于宋人笔记中的伪书进行了细致的考订甄别，做了大量剔除工作。项目成果分为《全宋笔记》和《宋代笔记研究丛书》两大部分。
《全宋笔记》的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经过系统编纂整理，收罗齐全，便于查找和使用的宋人笔记总集。其整理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分散的符合笔记体裁的传世宋人作品尽可能收录，严格遵循古籍整理规范，进行编纂点校。收录整理的宋代笔记数量是目前学术界同类出版物中最多也是最全的，共收入宋代笔记四百七十六种，计两千三百万字，体现了《全宋笔记》“全”的特点。二是总集收录的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校勘和标点，即使是学界已有整理成果的，课题组也力求质量有所提高，在充分吸纳前人时贤成果基础上尽可能做到后出转精，体现了“新”的特点。这对于发掘这批文献的价值，传承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和繁荣学术研究，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宋代笔记研究丛书》全方位地探讨了宋代笔记的文献价值及其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将微观考释与宏观论述结合起来，探求唐宋时期社会文化繁荣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丛书共有七部研究成果：《全宋笔记书目提要》《两宋笔记研究》《宋人笔记视域下的唐五代社会》《笔记语境下的宋代信仰风俗》《宋代的仕女与庶民女性——笔记内外所见妇女生活》《宋代笔记语言概论》《宋代笔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丛书作者充分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纠正文献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对宋人笔记的作者、笔记内容、版本流传、学术价值等一一作了钩稽考订。通过对宋代笔记史料的全面搜集、梳理和辨析，详尽论述了笔记的源流和笔记概念、笔记的数量及分类、笔记中的伪书问题、宋代笔记兴盛的社会文化背景、笔记的撰写体裁与史料来源、笔记的刊印传布等诸多问题。深入探讨了笔记所反映的中唐以降至宋代发生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居住、交通、婚姻、家庭方面的深刻变化，揭示了社会经济、乡村教育、文化快速发展的内在原因，以及宋人的宗教观念和信仰习俗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新特点。成果还以丰富的笔记史料论述了宋代妇女的生活面貌，并以乳母群体为例，探讨宋代庶民妇女的社会生活。成果深入探讨了宋代笔记中的文字学、词汇学、训诂学、语音学、语法学方面的价值，总结了笔记中蕴含的训诂方法，从古今语音演变、南北方音差异、实际语言与韵书记录差异等多个角度对语言进行了深入研究。丛书运用笔记文献材料对宋代社会文化史、政治经济史及文学史诸领域作了多维度的探讨。或运用新理论、新方法从文本、空间等新视角切入，深入解读宋人笔记文献；或考证梳理两宋兴衰治乱之由，进一步拓展了古代文史研究的新领域，为我们认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视角。
（作者：戴建国，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宋笔记》编纂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作者：舒大刚
文献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收集整理经典古籍是推动思想、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巴蜀全书》旨在调查整理中华文化重要发源地——巴蜀地区的历史文献,为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项目启动10年来，相关工作已基本达到预期效果。
摸清家底,初战告捷。通过查阅古今书目，走访公私藏家，我们收集、甄别、分类川渝所藏古籍信息50余万条，全国所藏巴蜀文献目录5万余则，基本摸清巴蜀历史文献的曾有数量以及现存巴蜀文献版本和收藏情况。统计出历史上曾有巴蜀古文献10000种以上,现在保存下来的约5000余种。仿照《文献通考》《经义考》体例,编撰《巴蜀文献通考》。调查现存文献收藏状况,为5000余种巴蜀古籍编制《版本目录》；翻检各种图书内容，考察学术价值,为1200余种优秀图书撰写《内容提要》；再精选其中内容充实的图书500余种，用现代范式标点校勘，编成“精品集萃”，整理字数达3亿余字；鉴于巴蜀地区雕版印刷发达,留下许多雕印精良的宋版元椠,我们又精挑若干种，编成“珍稀善本”予以再造重版。整理成果已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260余种300余册,其中《宋会要辑稿》《廖平全集》《三苏经解集校》《苏轼全集校注》等，曾获教育部及四川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等10余项奖项。
精心分类，构建体系。由于历史上巴蜀文献从未被系统整理过,编纂《巴蜀全书》必须对这些散见的文献进行收集分类。我们撰著《巴蜀文献要览》《蜀学与文献》专著，系统探讨了巴蜀文献的历史面貌和演变轨迹；将传统目录分类和现代科学研究相结合,古文献仍按经、史、子、集、丛编目,近当代文献则按哲学、历史、文学、语言、民族、宗教、科技、综合等分编。大小类前冠以“叙”“论”介绍其渊源，所收各书皆撰“提要”“前言”介绍其内容，形成内容全面、古今兼顾的巴蜀文献体系。
整理研究,双管齐下。《巴蜀全书》既是文献整理工作,也是巴蜀文化的研究工作。一方面，项目组对所选图书进行精心校勘,如《宋会要辑稿》（底本系南宋蜀人张崇祖、李心传所编《总类国朝会要》）是据清人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抄本影印,编辑错乱,字迹模糊,向称难读。在整理过程中，我们除了对其施加新式标点,重新排印外,还钩稽考索,广征博引,对其中讹夺衍倒进行校勘,撰写校记多达30000余条，保证其真实可靠。另一方面，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中华文化的一些重要发明创造或始于巴蜀。比如，首部“阴阳”经典《连山》,首篇“五行”文献《洪范》,中国诗歌第一唱“候人兮猗”的《南音》，首部志怪地理《山海经》,首部体例完备的方志《华阳国志》,首部词集《花间集》,儒家首次《十三经》结集,佛教《大藏经》首次雕版,都率先完成于巴蜀，为文化溯源提供了证据。
文物互证，解决悬疑。《周礼》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东汉郑玄注：“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这与《山海经》佚文“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为《连山》”吻合。由于《连山》《归藏》早佚，内容面貌不清。我们从唐人注疏略知《连山》有许多夏代故事，但缺乏其与巴蜀关系的佐证。根据三星堆“青铜神坛”的“天、地、人”结构，我们发现这与《华阳国志》所载古巴蜀人“天皇、地皇、人皇”信仰正好吻合，说明“三才合一”观念在巴蜀渊源甚古。再考察“神坛”圆形底座酷似“太极”，其上首尾衔接的两个怪兽实像“两仪”，再上四个立人又像“四象”，立人头顶四座连峰合围则像“连山”，连山之上又有四方形天庭，每方还有舞姿翩跹的五个立人。整座铜像与《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连山》‘经卦皆八’），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的宇宙生成论和易道演化说若合符契，同时铜器的五级构建和四方五人还带上了巴蜀“五行”观念的烙印。这或许是“兴于西羌”的大禹制作《连山》后的文化遗存（或“连山文化”的器物表达）。可见，“禹制《连山》”史有其事，“生于广柔”的大禹正是继承了古蜀“阴阳”“三才”“五行”“太极”等观念才制作出了《连山》。
巴蜀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巴蜀全书》的出版,必将为古代文明的寻根溯源以及当代不断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丰富鲜活的史料。
（作者：舒大刚，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首席专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儒藏》主编）
作者：王巍
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在增强文化自信方面，考古学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中国现代考古学自1921年诞生，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在这一百年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考古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在百年诞辰之际，撰写一部综合性的学术史，系统回顾百年发展历程，总结经验，展望未来，探讨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重大委托项目。课题组组织调动全国276位考古学权威专家共同完成了这项课题，该项目研究成果四卷十二册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考古学百年史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对于中国考古工作和考古学科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考古工作是展示和认知中华民族辉煌历史、中华文明灿烂瑰宝的重要工作，考古发现是运用实证材料和历史事实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真理，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基础性科学基础，既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科学研究。这部书既是对过去一百年考古工作的回顾和总结，又是对未来工作的展望和规划；既是一部资料完备的工具书，又是一部展示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的故事书，还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普及读物，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
《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把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学按照石器时代、夏商周时代、秦汉到宋辽金元明清时代考古、科技考古以及各个考古学专题研究四大部分，将每部分分解为50个左右的研究课题，每个研究领域按照时间顺序和研究进展的脉络进行回顾，主要内容包括：对于各领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发现、重要研究成果（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重要的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的出版、对于相关领域研究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的提出，新的研究理念和新的理论、方法的应用及产生的影响等，并希望作者能够结合国内外学术背景与动态进行分析和点评，包括对今后该领域发展方向的前瞻。此外，还请各撰写人精选提供相应领域的大事记，以增强本书的资料性。通过这部书，读者可以了解中国考古学各个领域、各个研究课题的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过程的来龙去脉以及目前进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可以说是一部独具特色、名副其实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百科全书。
《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的撰写者主要是国内对该课题研究造诣深厚的一流学者（特别是在考古一线的学者）担纲领衔。参加此书撰写的作者绝大多数是50后和60后的资深学者，也有一部分是请50后或60后的学者领衔，与一位年轻学者合作撰写。还有一小部分内容是请一些高校近年毕业的博士来承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书是中国考古学老中青相结合，通力合作完成的。
考古史的撰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基础性科研工作。治学必先为史。各个学科要想走向未来都必须研究本学科的学术发展史，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的传统。急功近利，只围绕着自己感兴趣的一点追赶当前学术时尚，不对本学科的历史进行完整准确的把握，不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做学问，那样的学问是纸老虎、长不了的。《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系统回顾了我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深入总结了我国考古学的辉煌成就，科学评价了我国考古学的突出伟大贡献，为进一步研究我国考古百年学术史树立典范，为我们走向未来奠定了坚实学术基础。希望《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对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所贡献，对广大读者了解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史、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有所帮助。
（作者：王巍，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