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的政策创新虽具备社会价值，但由于其具有参与主体多、涉及群体广、政策结构复杂等特点，在高能级城市推进时也同时面临显著的制度适配性挑战。

1. 多主体协作难题

物业费提取涉及业主、物业公司、税务部门等多方主体，需验证房屋权属、缴费周期及真实性，监管复杂度远超租房提取。市级平台需要建立贯通各个相关主体的系统才能承载这一政策落地带来的业务压力。

2. 政策公平性争议

公积金制度本质上是互助机制，旨在支持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但物业费提取可能引发逆向补贴问题——高收入群体支付的物业费通常更高，若缺乏合理限制，政策可能偏离初衷。

3. 资金安全与流动性压力

一二线城市公积金贷款需求长期高位运行。若新增物业费提取，虽提取占比相对可控，但也可能随着物业费支出的提升，加剧资金链压力。

4. 统计数据不足导致政策可控性较低

一二线城市物业收费多数采取政府指导价与市场定价相结合的方式，同时物业费收缴属于市场化行为，政府相关部门往往对于物业项目实际的物业费收缴率的数据掌握不足，从而难以估计相关政策方案落地后的短期和中长期的实际资金压力。

5. 现行政策优先级高于政策创新

当前，一二线城市公积金除偿还贷款本息外，还肩负着多项支出的压力。以上海为例，2023年提取金额中，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62.30%，租赁住房占11.12%，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5.06%，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占0.15%，离休和退休提取占16.21%，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0.02%，出境定居占0.14%，其他占5.00%。虽然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有着种种经济与社会价值，还需综合考虑各方面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