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本想借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争论，就社会主义的货币金融问题写点什么，结果因为要写社会主义效用生产和资源配置问题的文章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15076567597326给耽搁了。好在以前有过这么一篇文章，再添个前言，算是补上。
1、其实多也不过是些旧话。如果有什么新意，不过是粗浅的谈下钱即金融问题的阶级性。
钱有阶级性吗?
当然有阶级性。就看整个社会生产、铸币权、货币发行权，掌握在那个阶级的手里了。尤其是信用货币产生以后，哪个阶级掌控了货币，整个社会生产就为哪个阶级服务。
比如，无产阶级掌控了货币，货币就成了无产阶级国家调节工农业生产和科教文卫等人发展全面组织工作的工具，甚至是无产阶级国家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工具。在这里，货币只是为了工农联盟便于调节工农业生产和便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部类之间和各部类内部的交换，非农人口的吃饭、住房、教育、医疗卫生，是可以接近免费的。起码成本很低。
而等到资产阶级重新掌握了货币，就和现在一样，同样的住房，资产阶级的中央银行系统就要配合着资产阶级按揭群众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再加上医疗、教育、吃饭，也越来越是市场或说利润在配置大家手里的钱(资源)，实际就是群众普遍的贫困化了。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首要的一条就是对资产阶级金融货币权的批判。如果还是社会主义的运动，首要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国家重现的拿回自己的货币权。只有如此，整个的社会生产才真正会为所有的人民大众服务，资产阶级也才可以为大众服务。这也是前段时间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争论的真正的问题所在。现在的中央银行和它的商业银行体制，实际并不是真正为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服务的，而是为资产阶级和越来越金融资本化的资产阶级服务的。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现在的财政部就有多么高尚，它当然还需要问一问自己还是不是作为工农联盟的或无产阶级国家的那个财政部。
所以，如果承认货币金融问题的阶级性，承认了货币金融权的阶级归属对整个社会生产性质的决定性的作用，就知道面对国内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最终的解决办法了。就是恢复工农联盟国家、无产阶级国家对货币金融的重新掌控，让货币工具重新成为无产阶级管控社会生产和管控资产阶级生产的专政工具。你资产阶级的中央银行系统发那么多的钱，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对国家资源的掠夺配置服务，我无产阶级国家发同样的钱，老百姓住房医疗都解决了，我要你中央银行体系干什么! 2、为了便于大家理解社会主义货币金融的应用问题，还要对文中劳动量和生活量问题做个注解。 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是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品效用相关理论问题增补》疑问中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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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篇文章中，我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各自进行了重新的梳理：为了说明使用价值的历史进步性，在劳动价值论中提出效用概念;为了说明交换价值，在劳动价值论中提出生活时间、生活时间尺度和生活量概念。人们劳动，是为了生活;耗费一定的劳动时间量，是为了生活时间量。这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形式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商品社会，是因为人们在劳动的生活时间消耗，需要生活补偿，是因为劳动消耗，即价值，产生出的交换价值问题，所以才是劳动价值论。而交换价值实际正是劳动交换所得的生活量补充——不管它是用生活时间尺度标示，还是用劳动时间尺度标示。
关于劳动量和生活量、货币和生活量的关系，我在《关于劳动价值论容易理解走偏的几个问题》中有更加简练易懂的描述：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7-05-23/138213.html
“今天人们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困难，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问题。一是货币问题。一是马克思没有完成的效用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对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的理解。
应该从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统一的角度，理解劳动时间问题。首先人们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时间，实际是耗费的生产者的生活时间，这个生活时间在交换中是要消费者拿他的生活时间补偿的。人们劳动是为了得到生活，人们耗费一定的劳动时间，是为了得到另定的生活时间。只是在成熟的商品社会，人们劳动交换的这个生活时间量，反过来是用劳动时间来衡量标示罢了。在交换中，每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生活，必须耗费自己的劳动换取自己劳动的消费者的劳动量，作为自己的生活量。
这里，生活时间和劳动时间在它们互相衡量的转换上有这么个矛盾。
第二个问题：货币问题。
买菜的大妈都知道，一斤茄子的价值，就是这一斤茄子值多少钱。在这里钱:元角分，就是价值尺度。在这个问题上，买菜的大妈不糊涂，可有些有学问的人就糊涂了。当然，买菜的大妈不一定知道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她也没有必要关心。
劳动价值论，其实就是用劳动时间耗费量解释价值，也就是解释钱是个什么东西的学问。最起码这是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前提(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主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但很多人没有注意)。
钱是什么?钱就是过去了的劳动时间消耗量——劳动量。结合上面第一个问题，钱作为每一个生产者劳动所要交换的东西，同时也就是每一个生产者所追求实现的那个生活时间量——生活量。
每一款商品(劳动)卖出去，就会有一笔钱流进来;同时每一笔钱流出去，就会得到别人的劳动或服务。
所以，钱的流动，就是生活时间的流动，当然是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生活时间的流动(实际还有以生活时间为尺度的情况)。是这个东西在调度每一个生产者的劳动......”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易经开始，就是在矛盾对立中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按照中国人思维习惯，马克思的价值，实际没有那么抽象难懂。事情实际很简单。劳动生活，劳动生活。一边劳动一边生活。劳动是为了生活。即使劳动之间需要交换，劳动的目的也依然是为了生活。
为了便于计量，我们可以加入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的概念。人们耗费一定的劳动时间，是为了一定的生活时间，而且是耗费尽可能少的劳动时间，换取尽可能多的生活时间。一个马克思叫劳动量，一个我们新冠名为生活量。劳动量之所以叫劳动量，是劳动中消耗的生活时间量;生活量之所以叫生活量，因为是劳动(从自然或社会那里)换来的生活时间补偿量。
所以，劳动和生活的矛盾运动、劳动量和生活量的矛盾运动，本来就是社会生产或说经济生活最基本的矛盾运动。它本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才表现为通过社会关系表现的人与自然关系。在社会主义阶段，它还是要重新回归到直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并且，即使是社会主义前期还需要商品生产，这时候由于生产目的的不同，交换价值，或说生活量的尺度，也已经直接就是生活时间，而不再是劳动时间。从而社会主义的货币，也已经直接代表的就是生活时间符号，是在这个基础上标示的劳动时间符号(交换的尺度已经是生活时间，不再是劳动时间)。
所以，社会主义的回归，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货币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让它直接的代表基本的生活资料。人民币以前也正是这个样子，比如一元代表一斤元粮。社会主义一定要抓住这个经纬。与其配套，重建粮食管理系统。以前是粮食局。其它还有房管局等公共住房管理系统，控制基本生活物资，计划管理人们的生产生活。所以，社会主义的恢复实际没有那么困难。一个是使用价值，一个是价值。使用价值，就是要承认使用价值的历史进步性，承认使用价值在部门效用更新中发展的历史进步性，承认消费选择下各部门使用价值随效用更新推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发展。
而价值，就是要抓住钱(生活时间)，抓住群众的生活，抓住资产阶级的命脉。
由此看见，把社会主义货币依然形而上学的理解成金银，实际是错误的。资本主义货币到最后都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掠夺工具了，社会主义的货币怎么可以不是专政工具呢?它完全可以是工人对农民、工业对农业，全民对基础生活资料部门的负债——如此才可以交换，当然，也可以是资产阶级脖子上的一根狗绳。
其它，至于最近争议的农村地区的改革，实际完全没有必要急急火火地瞎折腾。在工农联盟中，只要农民根据自己的劳动生活习惯，能把农业搞好，不减产，能保障农业供给，国家提高粮棉价格相当于养活社会主义的农业工人是了。反正补贴了农业，反过来，就是补贴了工业。 3、本文对社会主义阶段的货币金融问题，应该可以揭示出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它根据社会主义货币金融的质，来揭示社会主义金融的用，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经验，包括金融管理经验，做了一定的总结，实际也正可以是针对当前的经济危机的。本文是《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的一个章节，希望能给感兴趣的朋友一个帮助。 另外，最近为了便于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和作为一般特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宣传——社会主义一般，是研究社会主义特殊的基础，但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妄图越过一般研究特殊，为了便于它们的宣传，疫情期间我对以前的文章做了下编辑，现在已经结成了几个集子，一是《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哲学》，一是《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品效用相关理论问题增补》，一是《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最后发现，出书是要花不少钱的，一段时间还出不起，所以只能找个地方先挂出来以便于人们查阅，少标了个价，廖添炊米之用。希望对朋友们有帮助，也感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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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晨
2020.06.27
在共产主义的一定阶段上，还存在商品货币和一定的价值生产。
货币，对劳动者个人来说是计量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工具，对社会来说是劳动调配的工具，对政权来讲还是国家通过金融管控社会的专政和社会管理工具。
资本主义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阶段，已经完全是一种欠条。对整个金融资本来说，已经是一种掠夺工具。对于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来说，也已经是一种财政工具。
无产阶级政权的金融系统，依然可以把货币作为财政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工具，把货币看成无产阶级国家对相关行业的负债，看成无产阶级国家管控社会调节生产的专政和社会管理工具。
1
价值生产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能被取消的。但它又有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一是价值本身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然后是价值的构成和价值生产的范围也有了大大的不同。
首先，是价值本身质的变化。
在《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中，我提出人们向来是以生活时间的量来衡量劳动价值的。比如，一天的劳动量，价值几天的生活时间，或说价值几天的生活量。人们耗费一定劳动时间的量，总是为了一定的生活时间的量(生活量)。这是劳动的目的所在。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还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普遍的价值生产中，人们才好像忘记了生活时间，也忘记了生活量，而只知道劳动时间，并实际以交换所得的社会劳动时间量——社会劳动量作为生活量本身来看待了。在普遍的价值生产中，所有生产者都在用自己提供的劳动量，换取社会的劳动量。把原先的以生活量目的，转换成了以换取社会劳动量为目的。把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转换成了劳动量和社会劳动量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人与社会的关系。生活时间尺度变成劳动时间尺度。
共产主义生产，是直接向生活量目的的回归，是向劳动量生活量人与自然关系位置的回归。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人们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生活量，同样的生活量还要尽可能少的劳动量。是尽可能的减少人们的必要劳动量和尽可能的增加人们的自由生活量。是在保持和发展人们正常的更好的生活的同时，自觉的组织劳动的消亡进程。这里，公共劳动中，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所表现的当然直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直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如果还是在根据各个时期的生产效率按劳动量交换分配劳动成果，所有产品就只会是当期生产性劳动者的产品，就不会有任何其余的非生产性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公共必要产品了。就不会再是公共劳动，也不会有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共产主义生产，说白了，都是根据一定的发展了的生产效率，每个劳动者仅取自己生活所需份额，而为社会提供公共必要产品份额的生产。只有这样，才会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才会是公共的劳动。所以共产主义价值生产中的价值，就只会是生活时间尺度，而不会再是劳动时间尺度。
我说人类向来以生活时间的量，作为衡量劳动价值和财富的尺度，绝不是瞎编的。它深植于交换产生的历史根源当中。这个过程到今天也依然还在城乡各个角落里不断的被重复。比如农村人用粮食交换劳动和商品。在古代，直接用粮食的数量作为官员的薪资。从这个角度讲，货币不过是更方便携带的粮油生活品而已。
再比如中国的共产主义信用货币，从它一开始产生，更是从最接近现代的时间点上社会规模的再现了这一历史真实。我们知道人民币，从它一产生，便是直接和一定量的基础生活品——比如一定量的粮食、布匹挂钩的。作为货币，属生活物资或生活量本位货币(相对金银本位)，并且不管后来它和生活量的挂钩是怎么样变化的，是根据生产率变化，还是根据经济管理计划的需要，它总是要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共产主义货币直接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这一事实，无疑是最直接再现了历史上从一开始人们就是以生活时间的量作为衡量劳动和商品价值尺度的历史真实。
共产主义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不同，还有价值生产的范围和构成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
就价值生产的范围来说，由于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基础生活品，很大程度的已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按需分配，已经逐渐地缩小了它在价值生产中的存在，价值生产这时主要是在生产生活方式品，而逐渐不再是基础生活品。这样，价值生产的范围，就必然的处在一种总体是不断缩小的动态当中。而基础生活品的逐渐地缩小和直至退出价值生产领域，又必然的要对残余价值生产的价值构成产生影响。
这很好解释。本来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住房、教育、医疗、保险、基础生活品等各个方面的消费，都是要计入劳动力价值(相当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从而影响劳动力价格进而商品价格的。而现在，它们大部分已经可以逐渐不再计入劳动力价值了。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就必然的表现为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值价格相比同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大大的降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经贸交往中，社会主义国家商品为什么一般会表现为廉价的根本原因。即使如改开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典型意义的共产主义经济体，但只要它的劳动力价值成本(吃饭、住房、教育、卫生、养老)主要还是城乡共产主义的体制残留在承担(比如是社会主义分拆中留下的房子，几亿农民工的住房养老教育卫生也主要是农村的集体土地在承担，再加上公共交通等原有残留的公共服务)，而不是资本承担，它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相对同期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依然还有它的比较优势(实际是几近于零)。如果这样的经济体又恰好非常重视商业交往，那么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交往中，它就完全可以表现为对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排它性挤压。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商品横行世界和所谓“中国模式”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原有共产主义体制打下的齐全工业制造能力这个家底，如果没有原有共产主义体制的残留影响对现有劳动力价值价格实际还包括土地价格(本不是商品)的廉价影响作用，就不可能会有今天所谓的什么“中国模式”。以中国当前的生产效率也不可能支持中国商品的价格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说白了，在西方纯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力价值价格必须是要能够包含了他吃饭、住房、子女教育、各种保险，这些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所谓的福利国家承担，归根结底其实还是要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税收承担，是要加到劳动力的价值价格中去的。所以，资本主义的劳动力价值价格就必须要相对共产主义经济体高，它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也要相对共产主义经济体高。这是不言自明的。
社会主义残余体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这种优势，同样可以表现在初期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内部。像原有的集体共有制社队企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它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相对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优势，其在与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就同样具备优势。以同样100家集体共有制企业和100家私有制资本主义企业就存活率对比，同期内可以存活下来的企业，绝对是集体共有制企业多。至于实践中集体企业的曲折问题，那就不一定是集体企业本身的问题了，比如抓大放小把曾经轰轰烈烈的大小乡镇社队企业都放给私人了，那是共产党主动散伙向资本缴械投降的问题，与集体企业本身有没有优势实际无关。
思考题
1)在各种经济形式的比较中，要不要从价值的不同构成的比较中比较它们的不同?
2)还有哪些经济问题，可以利用价值性质和价值构成的比较，来进行研究?不同国别信用货币的比值可不可以?
2
共产主义价值生产中，价值和货币的特殊性质，还对整个共产主义的经济计划管理管控工作有着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
共产主义货币不同于金银金属货币，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信用货币。它首先是一种国家信用货币，然后同时还是一种国家政策货币。在经济管理中有其特有的运用规律。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采用国家信用货币，有其管控金融和经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经济社会管理工具的意义(而金银货币就没有这个长处)。主要是国家信用货币(纸币)，可以有超高的生产效率，可以有国家垄断的发行权、只要能大体稳定的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这是共产主义经济的稳定之锚，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掌握一种接近无限的金融管控政策工具，还有利于建政之初迅速大规模的恢复和展开各方面的生产建设工作。所以，共产主义价值生产采用国家信用货币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历史上，信用货币的产生曾经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信用货币由于本身的不含价值，应用起来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主要是表现为货币发行的主观性、由于货币杠杆的人为干预对价值规律自觉经济调节的迟滞作用，而这同时也是对经济失衡的放大作用， 比如，延迟危机爆发的时间点、延长调整周期和加大危机的幅度。
而共产主义价值生产，就既可以取信用货币之长，又可以克服信用货币之短，为共产主义公共生产服务。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优点。 ，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生活资料本位货币，或生活量本位货币，同时也是政策货币，共产主义货币总是和大体稳定的一定的生活量挂钩的(实际也不是固定不变。根据生活资料的生产效率的变化、工农人口比例的变化、和各个时期经济运行管理的计划，历史的也还是在变动的，不一定就固定不变)。这是一种国家信用，是种政府行为，关键共产主义政权是掌握基本生活物资的。这本身就决定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经济体，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货币的基本生活物资本位，作为国家信用，是经济的稳定之锚。
第二个优点：共产主义货币在应用上，还可以营造生产各部类间积极的价格剪刀差，以作为共产主义调节和管控经济运行的工具。
在自然的经济运行中，各部类间的失衡是必然的。这个失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经过危机的震荡和破坏才可以慢慢恢复，资本主义实际没有真正有效的办法。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则可以通过积极剪刀差修正。
如果我们把经济运行中自然形成的那个失衡看做一个破坏性的消极的剪刀差，那么管控扭转这个失衡，就要一个对治的积极的剪刀差才可以。这就是共产主义经济管理中的积极剪刀差。共产主义信用货币，作为计划管控经济运行的政策货币，实践中最大的特色，除了能和一定的生活物资挂钩，就是可以利用重要生产生活物资的收购或销售或二者结合的价格调控，造成行业、部类、地区间的积极剪刀差，以管控调节经济和政策性的引导行业、部类、地区的发展。这实际是共产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在经济管理上一个重要的优势，也是共产主义管控经济运行的看家本领，是信用货币发展到最后最积极的一个结果。不懂这点，实际就不真正懂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的管理工作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点、特点。
其实，我们过去就没有能完全搞透彻这个问题。
比如，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农业就是工业，这个中国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本身人口就众多，它还要发展。所以，农业农村既是工业的原材料来源，又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所以，发展农业农村，就是发展工业。但过去由于积极剪刀差这个工具理解的不够到位，致使主席的这一重要思想一直实践的不够理想。
新中国工业化初期，我们也是和苏联一样运用剪刀差以农补工的。虽然工业化的主要目标实现了，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布局也相当不错，但剪刀差的运用总还稍显生硬，主要多只是把农产品剪到发展工业上面来了，而没有给农民足够的货币补偿提高农村购买力，以更好地发展农业农村和培育工业品的农村市场。所以，那时不管工人还是农民，基本生活还是很苦的，民用工业发展也不是很理想。
或者这也还要做如下补充理解：1、集体化以后，一开始，国家工业化总体上还是生产资料工业(重工业)先行，生活资料工业(民用轻工业)总体是滞后的。这时农村地区的民用工业品就多数还要依靠旧时小生产效率低下的自给自足的办法解决，而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从根基上这时又遭到了集体化的破坏，提供不了足够的产品。这是一段时间生活质量下降的一个原因。后来才是农村的货币收入低和工业品的自给自足，同新兴起的社会化民用轻工业的矛盾。属于农村货币收入低造成的社会化民用工业运行不畅。这个矛盾只有通过提高农村的货币收入解决。只要农民有足够的货币收入购买社会化的工业品，效率低下的家庭手工生产自然淘汰。2、由于生产资料和水利发展的相对滞后，提供不了足够好的化肥、种子和水利条件，公社化时期虽然是新中国近七十年来粮食单产总产增长率最高的时期(增长率均比单干时期高)，但总还是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因此，无法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作为原材料发展轻工业。这进一步造成了轻工业一段时间发展的滞后。这种局面的改善直到化肥化纤业工业、杂交种子和农田水利基本完成和投入使用以后。而这已经是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80年代以前的经济管理，就既存在对积极剪刀差理解不到位的问题，也存在还没有充足的实践条件来把这个问题理解到位的问题，总体是没有更好地或者没有条件更好的做到按农业农村就是工业的思想管理中国经济。
80年代情况就有所改善。
进入80年代，通过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形成农业品对工业品的反向的剪刀差，则提高了八亿农民的购买力，一是同时一定程度的发展了农业农村，一是同时培育了工业品的国内市场，从而实现了工农、城乡两个互补的良性发展。所以，80年代看似工业反哺农业，以工补农，实际反过来还是补了工的。农村购买力提高了，农业农村发展了，工业的市场和工业本身也就发展了。这才符合了主席农业就是工业的经济管理思想。这实际也是剪刀差工具一个更高层次的积极运用。现在公认80年代主要时间城乡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比较快。这从正面证明了只要剪刀差运用得当，确实是可以实现各地区各部类各行业的互补和协调发展的。所以，不管80年代其它方面的问题如何评价，作为共产主义经济管理的积极剪刀差实践案例，还是应该记住的。
当然，80年代推行单干、解散人民公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失去了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包括城镇化)的长远规划和公共积累能力，从而造成农村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除少数几个方面多数方面的严重停滞甚至倒退，也造成农村这个巨大工业品市场失去了后续发展的后颈。这又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布局的一个严重的反动。这是很可惜的。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是一个围绕农业农村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为主要方向的(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工农互补、城乡互补、良性发展的庞大内生市场增长模式，又何须今天没头没脑的什么转型?试想，如果按照主席的路子走，中国今天即使十分之一的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农村发展的同时，对中国工业是个什么样的市场规模?现在的中国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如果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呢?可以打保票的说，如果当年的人民公社保留和发展至今，全国十分之一到二的人民公社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真正的转型早晚还是要听主席的话：农业农村就是工业，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发展上去。中国的农村早晚是要发展的。
而再后来，进入88年以后(90年代实际提前两年从88年的价格改革开始)，可以说则是完全把农村给忘掉了。90年代，取消80年代倾向农业的积极剪刀差政策，取消农业的实物税改为货币税，再加上价格改革超发货币主要是后来的基本建设跃进超发货币自然形成的工业品物价飞涨，形成了一个工对农、城对乡的超级破坏性消极剪刀差，农业生产成本奇高，农村购买力严重下降。这样，就不单是形成了一个90年代严重的三农问题，实际上是对90年代中国整个工业的一次严重的冲击和灾难。所谓关停并转抓大放小即由来于此。很简单，七八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坍塌了，对工业的冲击就必然是灾难性的。这从反面反证了农业就是工业——从营造维持农业农村对工业的积极剪刀差方向，推动工农、城乡良性发展这一中国经济管理重大原则的正确性。所以，如果说九十年代因为其抓大放小等私有化措施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和发展历史中浓墨重彩，那么它首先又是共产主义经济管理学上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是这个反面教材在先，二者实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再后来进入两千年。即使人们依然还没有意识到要把积极剪刀差提升到经济管理至关重要工具的地位——反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不会也不可能做，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做，两千年后的政策其实也还是有意无意的抓住了差不多三个方面的积极剪刀差来应对危机恢复经济。一是重新从农业农村这个基础方向上着手想办法，对农业进行免税、补贴，甚至再后来经济危机又对农民购买部分工业品进行补贴。这虽然没有根本的扭转农业农村问题的方向，但起码是符合了营造积极剪刀差的方向。一是借助国内国际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剪刀差(实际这同时也是商品价格的剪刀差)发展对外加工工业。一是大搞道路交通等基本建设和提高房价发展房地产。而后两者虽然已经严重超出了共产主义生产的性质，但就其作为危机时期措施临时吸纳了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助推了全民包括农村的购买力，提升了本国在国际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来讲，也倒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
两千年以后的实践，就积极的方面来讲，它提醒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开放的环境中，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应该以国内剪刀差为主，同时兼顾管控好国内国外两个剪刀差。内部剪刀差，利于生产建设;外部剪刀差，为国内生产的技术升级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也是为同国际资本的斗争，和平时期这是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式。
两千年后的缺点不用说了。两个剪刀差，它是外部剪刀差为主——严重依赖外部市场，是典型的把危机型经济当正常经济;内部剪刀差，它是房地产为主。越陷越深，以至成疾。这不光是生产目的的问题，主要还是外汇占款和房地产撒钱超发货币扰乱金融秩序的问题。所谓扰乱金融秩序，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它畸形地推高工业品价格，损害了农业农村的工业品购买力，起到了破坏工农积极剪刀差的作用。所以，即使房地产和对外加工工业，看似临时提高了农村的购买力，这个购买力最终还是被消极剪刀差给大大的对冲掉了。所以，正如大家所看到的，90年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实际一直没有真正解决。而三农问题，实际就是工业问题。三农问题就等于工业问题。其实，二者是同一个问题，是中国统一经济体的阴阳两级。“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不管是工业危机，还是农业危机，实际都可以到它的对立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实际是阴阳不能互生互补。
综前，如果说作为农业国，中国广阔的农业农村的发展是治疗中国一切经济病的根源，那么这病治起来也倒简单：发展面向农村的经济金融政策;恢复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尤其人民公社级)，恢复它的公共积累能力(公共积累是农村一切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通过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自行规划，实施农村的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这其中就必有中国工业无限广阔的市场。加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协调规划，就会有各种产品的生产能力在全国的合理布局。这就是经济增长点。这个剪刀差摆到主要位置了，就有了工农、城乡的阴阳互补和良性健康发展。对外交往的剪刀差则根据同国外经济技术交流和与国际金融资本斗争的需要而定。房地产问题，不过是废除土地财政，恢复住房作为基础生活品重新纳入基础生活品管理的问题。即使那时住房依然做商品对待，在统一管理中也可以像粮食等其它生活品一样，借助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的各自或配合调控，调控它的供给和消费。另外，合理的基本建设依然继续。
3
当然，对两千年以来农业补贴的办法照真正的正确运用价格剪刀差的办法还是不可相比的。
如果按照剪刀差的办法处理，这里完全可以在即使保持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完全可以继续提高)，通过逐渐降低农产品和基础生活品的消费价格的办法，来造成农业相对工业的剪刀差形势。这样做，无形中是同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又同时降低了一切工业品的价格——劳动力成本降低了(注意这条作为降低工业品价格的重要方法意义)。从而维持农民对工业产品的购买力，维持工农互补经济良性运转的延续。
这也就是说，剪刀差不光是提价可以造成，降价也可以造成。对基础生活品收购时的提价，和销售时的降价甚至减免，更可以造成。
这个地方实际是有很重大的方法论意义的。
一方面，只有灵活的运用剪刀差，物资本位货币才可以适应随生产率提高所应该带来的价格变化。如果不能灵活变动，生产率提高了，价格降不下来，物资本位货币就不能实现像金属货币一样的价格调整。
一方面，只有灵活的运用剪刀差，才可以有计划地调节社会成员的消费结构，在同样的货币支出中实现不断扩大和提高的产品品类品质。我们假定职工的货币收入不变。农业等基础生活品价格的降低了，工业生活方式品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就提高了。基础生活品消费接近免费了，人们的货币收入就只针对生活方式品类工业品。生活方式品生产率提高，价格降低了，同样货币收入所容纳的生活方式品种类就增多了，或者品类就提升了。总之，同样价值量所容纳的是不断扩大的生产内容和规模。
这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价值价格可以不变，同样生活量消费的货币量可以不变，但各个时期，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内容、即消费的内容，却是可以变化的。它一段时期可以主要是粮油水电，而在发展了的时期，粮油水电就可以忽略不计，主要的就可以是汽油、车辆、电器的消费了。货币支出的量可以不变，但消费的内容却历史的不断的丰富了。这都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所以，关键是善于运用积极的剪刀差，我们过去几十年只会呆守着农产品的价格大体不变，实际是错误的。实际是不真正懂得积极剪刀差对于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管理工作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以后要明确这个问题。
4
积极剪刀差的上述运用，甚至超出了经济管理的意义。
比如，共产主义前期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和生活方式品的按劳分配(参看十四部分四部类生产模型)，也可以通过的剪刀差这种上述运用，通过对基础生活品部类和生产生活方式品部类双补实现。这实际是消费结构中，基础生活品价格降到零的情况。
比如农村，在农村自身粮食按需留存后,上缴国家的余粮部分，就可以由国家根据计划价格收购，而在城镇又可以低价或者按需定量免费提供市民消费。这个过程中，农民得到的是粮食的按需分配和货币，而非农人口得到的则是粮食这个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免费消费。全民有关粮食这项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实现。
而农民得到的货币，又必须要用来购买非农生产的生产生活方式品和生产资料，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这样，农民得到生产生活方式品，国家通过对生产生活方式品企业和原料品企业的逐次利税，回收的是货币。
所以，简单讲，初期四部类生产中：
1.基础生活品部类c1+v1+m1
2.生活方式品部类c2+v2+m2
3.生产方式品部类c3+v3+m3
4.原料半成品部类c4+v4+m4
1】国家用计划价格订购基础生活品部类1的基础生活品(优质优价)——对应货币发行。然后，基础生活品，在社会上按需分配。
2】生活方式品部类2、生产方式品部类3，各自用自己的工业品交换基础生活品部类所得到的货币。
3】2、3两个部类所获得的资金，划分成利税、企业基金、消费基金。
4】企业基金、消费基金，继续在2、3、4内部消费循环，推动生产循环。
5】国家通过各2、3、4各部类企业利税逐次收回资金。
这样，通过对基础生活品收购和分配的分别处理，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和生产生活方式品的按劳分配实现，同时也是对两大部类的补贴。基础生活品的货币收购，补贴基础生活品部类。其它部类人员的基础生活品按需分配，补贴其它三个部类。
剪刀差的这种运用，在这里不但起到了计划调节社会总劳动的作用。也还起到了价值生产时期，培植按需分配这种分配方式的作用。
由于剪刀差的方法论和工具意义，以后共产主义的经济管理要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
注：通过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财政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共产主义的财政，不过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各类生产生活需要，共产主义国家对社会劳动的货币调度手段。购买产品或劳动，对应货币发行。对下游获得货币的相应企业的利税，对应货币回收。在这里收支的平衡，只是一个周转周期的长短问题，不存在绝对的不平衡问题。在这里，也不需要一个独立于财政之外的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独立于财政目的之外的中央银行体系，并不一定能给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服务。
另外，从共产主义的经济运行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避免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永远独立于共有经济体系的问题。否则，只要允许私有经济长期脱落共有经济整体大规模无节制的发展，而不是逐渐吸收它，那么必然有一天会如今天一样，全社会头顶上出现一个随时可以决堤危害整个社会的资金堰塞湖的问题。
5
在共产主义生产中，计划生产与价值生产二者不是纯纯的对立。价值生产只是通过市场供求自发地在调节部门间和部门内人们的劳动。但如果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调节节约可能就是建立在不断的周期性的社会规模的劳动浪费基础上的。计划生产也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产品量的指令性计划。共产主义的计划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作为公共产品必须公共职能部门考虑的部分，和必须整个社会考虑的公共的基础领域的长远规划。剩下的才是对市场供需关系的计划生产调控。计划生产调控(剪刀差是一个手段)，实际是一种相比无政府状态劳动在各部门间更有利于其节约的自觉调配。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
计划同时是为节约劳动的计划，不单纯是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也不是不根据社会需求盲目生产造成库存积压的指令性计划，而是以需定产的计划。在未来没有了市场中介实现了消费对生产直接引导的时代，就更是如此。
一切都是在实践中发生发展的，节约永远不会有绝对的节约，各部门间劳动量分配的平衡也不可能存在永远绝对的平衡。实践都要以解决实际矛盾的需要为准。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产生新的矛盾的过程，所以矛盾又是永远不会间断的。不断地产生和解决矛盾就是人类日常工作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