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晖
周秦之变，中国历史上的另一次大变局
传统文化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你往好里说是博大精深，往坏里说，其实就是边界不太清晰，所以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因此，要评价传统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弄清楚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晚清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是个粗略的说法，但显然，在此之前还有另外一次大变局。关于这次变局，大家都认为是发生在周秦之际，因此又称“周秦之变”。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夏商周三代是奴隶社会，秦以后到晚清叫做封建社会。可现在也有人说三代才是封建，秦以后不是建立了封建社会，而是从封建转为了帝国。自秦起这个帝国格局大致已定，其后两千多年只是做一些小的调整。
在周秦之变的百家争鸣中，最主要的其实是儒法两家之争。儒家主张维护周制，坚决反对变化。相反，法家则要为秦制鸣锣开道。儒法之争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冲突延续的时间也很长。周秦之变后，儒家一直有个观点，就是认为中国最好的时代是三代，以后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礼崩乐坏。所以，传统的儒家对中国文明的评价很高，但主要是指三代的文明，三代以后就很糟糕了，所以它的特点就是一直对现状不满。贬儒家的人说这是历史倒退论，称赞儒家的人说，儒家敢于讲现在不好，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反映了一种社会批判的良知。相反，法家的特点就是歌颂现在的，维护当下统治的。战国时期，有一些儒家知识分子顶不住现实压力就会向法家靠拢，比如说荀子。
荀子是儒法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荀子》里有很多不满现状的东西，它还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叫做从道不从君，很具儒家的现实批判精神。但荀子最著名的理论，就是把儒家的法先王改成了法后王。法先王和法后王真正的区别在于，先王是死的，只是一套道统的象征，既不能给你高官厚禄，也不能对你实行严刑峻法。法后王就是法现在的王，简单点，就是谁掌权我法谁。法后王这个理论，和“从道不从君”是矛盾的，我觉得整个就颠覆了儒家的东西。因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荀子培养的学生，像李斯、韩非，就能彻底一屁股坐在秦制的立场上，甚至做出焚书坑儒这样的事来。
儒家主张性善论，法家主张性恶论，到底哪个对，说实在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背后产生的治理逻辑。儒家主张性善论，是出于周制里的“小共同体本位”的熟人社会和亲人社会，虽然人与人之间也有附属关系，但因为长期的、直接的人际交往，主人与附属之间就显得温情脉脉，因此也具有一种道德美感。这样由无数小共同体组成的天下，其实就是封建。但这样的统治方式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所谓，宁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秦制就是把这种小共同体一扫而光，全国只有皇上一个主人，这种制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附属关系是陌生人社会的关系。天高皇帝远，皇帝就用一些受宠的附庸来管那些不受宠的附庸，但这样的管制往往就会变得更残酷，因为管理者和管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暂时的、陌生的。法家主张性恶论，是把人民当敌人看的，人民是一个需要制服的对象。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道德上的失落感。
晚清学习西方有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
尽管到了汉武帝时代，儒家看起来很美的那一套又被搬了出来，但讲的是儒家那一套，做的却是法家的那一套，而且它的制度安排基本上也是按照法家建构起来的。这种表里的差异，本身就包含着人们对这种体制的不满。到了晚清，西学进来以后能在中国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原因正在于此。
只要研究一下晚清时代真正和西方有所接触的那些人——不是指被西化的人，而是戴着儒家的眼镜去看西方的人——他们的第一印象不是说西方的船坚炮利，对他们触动最深的，是西方国家对待他们自己的百姓比我们仁义。以前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总说三代没有了，现在他们发现三代在欧洲，从郭嵩焘到谭嗣同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中国的第一个驻外大使郭嵩焘，是洋务运动前期到欧洲去的，用他的说法就是“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所以，实际上这些人发表这种感慨的时候，并不是从军事力量的强弱着眼的。
1844年，鸦片战争后仅仅四年，徐继畬就写了《瀛寰志略》，对很多欧洲国家都称道得无以复加，但他对西方国家评价最高的是美国。我们现在都知道美国是超级大国，但是那个时候的美国，还处于一个门罗主义时代，根本算不得一个强国，军事实力比英法那些国家差得多，但在徐继畬看来，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这个做法就像我们的三代一样，是个天下为公的时代。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西学与儒学之间的矛盾。相反，中国人之所以产生学习西方的强大愿望，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儒家对秦制的不满，中国本土文化的资源中本来就有能够接受这个东西的基础。
郭嵩焘、徐继畬、郑观应等一大批人都把西方当成三代，但有趣的是，敢讲出来的并不多。徐继畬和郭嵩焘是少数几个敢讲出来的，但讲出来以后他们就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徐继畬还差一点被加罪了。李鸿章的副手张树声，是一个官场的油子，当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他对洋务其实也是很懂的，但为了当官，他什么真话都不讲，他给朝廷写过很多东西，说中国声名文物远在万国之上，除了引进一些兵器，没有什么需要向西方学的。可是到了1884年，就是甲午战争之前十年，当时洋务派还在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张树声生了病，知道自己快死了，就写了一个遗折，快马送到北京。遗折上就说西方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船坚炮利是很次要的，关键在于他们育人于学校，论政于议院，讲得简单点就是民主政治。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所以，这样的人到死才会讲几句真话。
从日本学习西方，道路南辕北辙
我们学西方本来是直接面向西方的，可甲午战争日本人把我们打败了，我们就认为日本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范，于是大量的人开始学习日本，朝廷也派出了大量留日学生。所以，此后中国对西方的理解很多都是从日本来的，包括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除了胡适，其他如陈独秀、李大钊，周家兄弟、刘半农等人基本上都是留日学生。可是从日本介绍来的西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日本在近代面临的问题和中国是完全相反的。
中国的现代化是要走出秦制，可日本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虽然接触中国的文化很多，但制度上一直是诸侯林立，从理论上讲倒有点像我们三代时的周制。因此，日本的现代化是走出周制的现代化，这个过程很类似于我们的周秦之变。通过明治维新废藩制宪，消除诸侯，实现天皇集权，称“大政奉还”。为了完成这个东西，日本在明治时期曾经对儒家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批判，也就是说日本在脱亚入欧之前，先有一个脱儒入法的过程。在江户时代的晚期，日本就已经开始有人崇拜韩非，崇拜荀子。也就是说日本人学习西方，不是用儒家的眼光去学习西方的，而是用法家的眼光去学习西方的。它要建立的恰恰是一个类似于秦制那样的国家，这就是后来形成的所谓的军国主义。
中国的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也是拐日本这个弯过来的。五四的自由主义非常发达，基本是特别针对儒家“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小共同体本位的。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儒就产生了对立。因为当时从日本学西方，其实也是要建立一个秦制，那当然就和儒家产生对立了，它和晚清那个时代又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次西、儒对立的结果，最后导致的是，儒家的那一套伦理受到了非常严厉的冲击，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是被扫地出门，而西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几乎被扫地出门。到头来，中国既没有实现西方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法制，也没有保留下来儒家的仁义道德那种东西。拐了这么一个大弯以后，我们传统时代讲的是儒表法里，讲儒家的，行法家的。这么一百年，我们实际上做的还是法家的那一套，只是讲的变成了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没认清真正的敌人
这一百年来，传统文化经历了评价上的大起大落，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
改革以后，我们一度认为中国的专制、愚昧都和传统有关，所以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人又把它叫做新启蒙运动，当时打的旗号就是要继承五四的传统，认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做得还不够。
到了90年代，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出现了所谓的保守主义复归这样一种思潮。这股思潮刮得越来越厉害，以至于不仅是官方，包括民间思想界，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又很高了。相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却越来越厉害。去年，《东方历史评论》召集了一次纪念五四的会，这个会的主题非常有意思，叫做“夭折的宪政，倒退的五四”。关于倒退的五四，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五四是好的，我们现在从五四的立场向后倒退了，应该克服这种倒退；另一种意思是，五四本身就是倒退。当时就有人问到底指的是哪种意思？当时发言的几位都说五四运动本身就不是好事情。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宪政派，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宪政的受挫，感到惋惜。其中多数人将宪政夭折的原因，归到了新文化运动上。
但是，今天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还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新文化运动真正令人反思的，是在不该彻底否定的方面否定得太过了，但在应该彻底否定的地方，却又没有否定掉，或者说没有注意。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其实不在儒表，而是在法里。新文化运动中很多人反传统文化很极端，但对秦制往往又缺乏一种批判精神，即使是鲁迅这样一个“极端的西化派”，骂儒家骂得很厉害，也说过很多秦始皇的好话。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我觉得我们在今天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