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北京东郊出现第一家卡拉OK歌厅，随后卡拉OK迅速融入北京人的文化生活，一度成为北京人夜生活的亮色。

　　1　1988年卡拉OK首现京城

　　卡拉OK起源于日本，最初的意思是只有乐队伴奏而没有演唱的乐曲。

　　1988年夏，在东郊出现北京第一家卡拉OK——“你歌卡拉OK厅”，已经消失40多年的营业性歌舞厅重新在北京出现，虽然也引起了几番争论，但卡拉OK歌厅还是迅速遍地开花，数目飞速增长。据北京市文化局统计，截至1993年9月，北京市共有注册歌厅282家。到了1995年，包括歌厅等在内的新型文化娱乐场所已达1400多家。

　　那时候的歌厅，大饭店里有，酒楼宾馆里有；街面上有，胡同里也有；有的地方甚至连粮店、菜站都改成了卡拉OK歌厅。

　　最初，卡拉OK歌厅没有包间，人们去了就在大厅里点歌，当着众人演唱。后来，带包间的歌厅逐渐兴起，叫作KTV。包间里点歌、唱歌，自娱自乐，互不干扰，都是熟人，不会尴尬，还省得爱听的、不爱听的歌曲都得被迫去听。（1992年8月16日《北京晚报》5版，《KTV小型歌厅在京城兴起》）

　　卡拉OK歌厅里，一般都是晚上十点多钟才“渐入佳境”。起初，市文化局规定歌厅的营业时间不得超过晚上十二点，后来逐渐放宽到凌晨两点，经过特批甚至可以开到凌晨三点。

　　这无形之中就把一些北京人的夜生活延长了三四个小时。过去，一到晚上七八点钟，商店关门了，人们吃了饭，看看电视便钻了被窝。许多初来中国的外国人一到晚上就闷得受不了。对于文化娱乐生活尚且贫乏而又爱唱歌的许多北京人而言，有吃有喝、能歌能舞的歌厅的确不失为一个好的去处。

　　可以说，这些歌厅当时对活跃北京的夜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全国文化市场工作会上，北京的多家歌厅还被评为全国先进。（1993年12月11日《北京日报》6版，《夜访北京歌厅》）

　　2　2听可乐76元的咋舌价格

　　卡拉OK虽然是一种很好的娱乐形式，但在当时，很快发展为面对一小部分人群的高消费。

　　北京的歌厅经过几年的积累，种类和服务内容逐渐完备，开始逐步“升级”，许多投资者都企图以档次取胜，于是盲目攀比，动不动就投资几百万元、几千万元。有的请了乐队做现场表演，有的不但有签约歌手还聘请了舞队。高档歌厅越来越多。

　　投资大，档次上去了，价格自然也上去了。这样的高档场所，收费着实令人咋舌，最便宜的要1500元左右，贵的一个晚上四五千元打不住。来消费的大多是生意人。

　　1995年，中关村电脑公司的沈先生，请了几个朋友到东四南大街的一家夜总会唱卡拉OK，结账时账单显示为1314元——2听可口可乐76元，一瓶可赛矿泉水28元，一听啤酒45元，一壶红茶78元，一个果盘198元，外加15％的服务费以及包间费。

　　当年8月11日，本市发布了《关于饮食娱乐业禁止以不正当价格行为牟利的暂行规定》，对歌厅等娱乐业的收费价格进行了规范。

　　但在利益的驱动下，还是有不少歌厅违规收费。

　　物价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歌厅酒楼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明着“宰”，一种是暗着“宰”。所谓“明宰”，是指明码标价就超过规定的综合毛利率。按照规定，歌厅、舞厅、卡拉OK厅、夜总会，酒水、饮食售价均不得高于进价的3.3倍，加收服务费不得高于10%。至于“暗宰”，主要指饮食娱乐业单位不执行明码标价制度以及限定最低消费强迫消费者消费。(1995年11月27日《北京日报》2版，《歌厅酒楼　价格为何“限”不住》）

　　3　豪华歌厅悄然关张

　　1995年，卡拉OK开始走下坡路。

　　1995年4月，本报记者夜访时发现，豪华的歌舞厅上座率普遍不足4成。（1995年4月12日《北京日报》2版，《歌舞厅应面向大众》）

　　一度成为北京人夜生活主要去处的卡拉OK厅，日渐门前冷落。一些歌厅悄然关门，将营业许可证交还有关管理部门。（1995年7月21日《北京日报》5版，《北京的歌厅开给谁》）

　　除了价格高、阻挡了普通消费者外，卡拉OK厅还面临着其他问题：一是盲目发展，造成供大于求；二是体育健身等其它新的娱乐项目的兴起及单位、家庭内部娱乐活动的增加，使人们兴趣热点多元化，造成参加娱乐消费的人员分流；三是内容单一的老一套已使顾客不觉新鲜等。（1996年4月22日《北京日报》5版，《“歌舞厅”发展之我见》）

　　另外，有偿陪侍、噪音扰民问题的不断出现，也影响着歌厅的发展。

　　到了2000年，北京关张的歌厅已达七成。

　　王府井一条街上，以前有两家歌舞厅颇为红火，但它们也未能逃脱同样的命运：关门。在电报大楼对面的一家歌舞厅，负责人告诉记者，“身在卡拉OK厅6年，没有比现在更惨的了。”（2000年5月19日《北京日报》5版，《歌厅“卡拉”不再OK》）

　　4　走平民化路线迎黄金时代

　　2000年，麦乐迪KTV在北京落地，它把来自日本的量贩式歌厅的新颖形式带到了北京。后来，钱柜、银柜、喜乐迪、音乐之声等一大批KTV场所相继开办，消费主流群体变成了普通老百姓，宣告北京KTV从小众走向大众时代。

　　何为“量贩式”？

　　日语中的“量贩”包括“大量批发的超市”“自助”等含义。由此引申的“量贩式经营”，指的就是透明、消费者自助和平价的经营方式。（2006年3月13日《北京日报》17版，《何谓“量贩”》）

　　比如麦乐迪，开办时明令禁止不能给小费，还欢迎消费者自带食品，而在楼上小超市自选的小食品只比外面超市稍贵一点。

　　KTV的超大面积和低廉的价格是吸引大家的地方。麦乐迪和钱柜、音乐之声等都有5000平方米左右，唱歌的收费也不贵，拿四五个人可用的“小包”来说，麦乐迪白天是每小时39元，晚间是100元。而在钱柜按时段不同，价格差异挺大，比如周六上午是每小时45元，下午是79元，晚上6点到8点是每小时99元，而晚上8点到12点最贵，每小时195元，不过，平日的相同时段价格则要便宜得多，还有这里的早、中、晚餐都是免费的。

　　2002年记者采访时遇到的张运久老先生一家，周末刚刚到钱柜KTV包房为老先生过了73岁生日。全家人各选曲目欢唱，还在KTV吃了免费自助午餐，最后全家七口人总共才花了178元。

　　量贩式KTV一经出现，马上就迎来了火爆场面，成了家人、朋友聚会的好场所。无论是白天还是晚间，等待包房的消费者总是挤满了大厅，在麦乐迪甚至还出现过等待五六个小时才轮上的场面。据介绍，从上海到北京开辟战场的钱柜2001年10月在京开业，没承想开业第三天就全部客满。（2002年7月22日《北京日报》11版，《北京KTV：从小众走向大众》）

　　5　足不出户就能在手机上K歌

　　2015年2月1日，曾经炙手可热的钱柜朝外店关门了。这已是钱柜两年时间里在北京关闭的第三家门店。（2015年1月29日《北京日报》10版，《老牌KTV遭遇“中年危机”》）

　　其实，从2009年开始，不少老牌KTV店就开始走下坡路，到了2014年就已经到了严重亏损的状态。这一方面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有关，另一方面，随着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歌曲版权费等支出也拉高了运营成本。

　　不过，最终“压垮”实体KTV的，恐怕还是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飞速发展与普及环境下的各种手机K歌软件。天籁K歌、唱吧、全民K歌、爱唱、好唱、歌者盟……只要有网络，打开任何一个软件就可以想唱就唱。

　　以“唱吧”为例，这是众多手机K歌软件中上线较早、知名度较高的一款免费社交K歌应用。据公开信息，2016年时，“唱吧”APP活跃用户大概有3千多万人，用户录制歌曲作品总量达到15亿首，平均日活跃用户数约为500万人。这样的流量，肯定是传统的KTV歌厅难以企及的。

　　这些手机K歌应用的功能非常多。在K歌的同时能观看歌曲MV，屏幕上方的话筒按钮可以调整话筒音量，可以随时播放、停止、切换原唱和伴唱模式。如果想测试音准，可选择有打分功能的K歌软件。当K歌结束后，还可以保存录音文件。（2016年5月20日《北京日报》13版，《手机里的K歌之王》）

　　在技术的帮助下，唱歌的门槛越来越低。即便五音不全的人，也并未和唱歌绝缘。（2017年8月18日《北京日报》15版，《兴趣社交引手机K歌回潮》）

　　利用K歌软件，可以首句助唱，可以修音，可以升降调，可以选音响效果。

　　而且，K歌软件还有着比传统KTV实体店更强大的社交功能。软件一般都会有首页达人榜，只要你唱得好，就可以随时“炫耀”歌技，不仅亲朋能看到，陌生网友也可以点赞。点赞转发的人越多，就能越快登上榜首，由此也诞生了不少“草根明星”。

　　从歌厅，到KTV，再到各类手机软件，卡拉OK在北京的发展，正可以折射出北京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从改革开放后的迅速涌起，到逐渐规范化，既丰富了市民的娱乐生活，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而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包括卡拉OK在内的文艺手段样式也大大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选择性空前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