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学派是以《老子》之“道”“德”为核心范畴形成的学术派别，起始于春秋时期，并在汉代、魏晋等时期持续发展。一般认为，儒家思想构筑了中国人整体的思想、道德、伦理体系，而道家思想，则决定了中国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与心理特质，二者共同形成了中国人基本的心理构架，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形成于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同样汲取道家思想之精粹认知生命、建构医学体系，并对其核心范畴进行充分的发展与丰富，亦在具体生命层面，对其重要理念进行诠释与解读。
“道”与“德”在内涵上具有相对性，前者侧重于宇宙自然哲学范畴，后者则侧重于社会人生哲学范畴，但二者具有明确的关联与递进，即“德”是由“道”而来，“道”为本，“德”为用，由道及德，即从宇宙自然哲学“道”的内涵、属性、特质、内容，推演出“德”的相关规定性，如《道德经》所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因此，“道”的内涵，可以涵盖“德”。而道的核心思想，如道生万物、道法自然、道为虚静、道常无为等，不仅体现为“德”的内容，同样亦延伸至医学领域，形成《黄帝内经》相关生命观。
“道生万物”与《黄帝内经》“真气”论
《黄帝内经》气学思想的主体是“真气”论，视真气为生命活动的主宰，认为人的生长发育、健康维持、疾病发生等过程中，真气的有无多少、运行状态皆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这些思想，皆是秉承于道家思想。
“真”的含义及道家文献中的真学思想
“真”的金文写作（见图1），上半部（见图2）为会意。《说文》中将此解为“（见图2）”部，为倒立之人，示变化。如《说文解字·（见图2）》原文载： “变也。从到人，凡（见图2）之属皆从（见图2）。”因此，“化”字之互倒之人，是对胎儿在母腹中孕育过程的会意表达；下半部为“贝”。从形状上为一个贝壳，下面一点，表达珠在贝中逐渐凝聚成形的过程。因此，“真”字的本义应是古人受胎儿孕育和珍珠凝于贝中的过程启发而来，旨在以“真”字类比精气在人体内凝聚的状态。在这基础上，“真”字寓意着生命最起源、最本质、朴实无华无雕饰的状态，同时表达其是形成生命之初最精粹的精气。
《道德经》将宇宙的本源定义为“道”，《道德经》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对于“道”的属性，《道德经》阐释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据考证，这是“真”字的最早出处。“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强调“道”中精气是最本始的、具有化生力的物质，“有信”即是有生长、伸展之力。因此，由道化生的天地亦具有无限的创生性，即朱熹《朱子语类》所言：“天地以生物为心。”《道德经》将宇宙的本源定义为“道”，道中有精、有真，精与真便成为最核心的内涵，因此，后世的道家学派便分别以其中的“精”和“真”分别进行了深入拓展。庄子重点发展了“真”学系统，宋钘、尹文则发展了“精气”学说。
《庄子》在继承了《道德经》“真精”本根概念的基础上，对“真”的内涵进行了更系统的理论构架。“真”在《庄子》独有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有着比“精”更核心的地位。《庄子》一书中大量集中论述“真”见于三篇，即《庄子·齐物论》、《庄子·大宗师》和《庄子·渔夫》，文中有62处涉及“真”的条文，提出了“真宰”“真君”“真人”“真知”“真性”等概念。庄子真学思想主体表达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一、真是主宰生命之力，即“真宰”。如《庄子·齐物论》提出“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二是养生应以保养真气为主导，即“保真思想”，《庄子天道》曰“极物之真，能守其本。”《庄子·秋水》曰：“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三是将达到养生最高境界的称为“真人”，《庄子大宗师》言：“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四是指出“真气”的来源与自然特质，《庄子·渔夫》曰“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指出真气是生命之初，禀受于天地的自然之气，且在后天的生命中不可变易。
《黄帝内经》“真气”论
《黄帝内经》几乎全面继承了《老子》《庄子》关于“真”的内涵，并与宋钘、尹文的精气思想结合，提出“真气”理论。在《黄帝内经》的生命观中，真气是生命的本根之气，对生命活动有全面的主宰性。在《黄帝内经》中，共有21处论述真气，有100余处提及“真”字，但表达的涵义是真气者；有５篇文章，包括《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素问·玉机真藏论篇》《灵枢·邪客》等等，主体论述真气在人体生命中的决定性作用。
《黄帝内经》的真气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视“真气”为生命活动的主宰，养生贵养真气。《素问·上古天真论》作为《素问》的第一篇文章，全面论述古人养生的原则以及生命的生长发育过程，其中以保养真气作为核心，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第二篇《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亦言“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并承接《庄子》，列四种高境界养生的人，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将真人视为最高境界。
二是将真气与邪气对举，视真气是呵护生命、抵御病邪之气，故以《灵枢·刺节真邪篇》《素问·离合真邪》名篇。《素问·疟论》曰：“真气得安，邪气乃亡。”《素问·离合真邪论》曰：“以从为逆，荣卫散乱，真气已失，邪独内著，绝人长命，予人夭殃”。
三是基于生命构成与活动的复杂性，将“真气”具化为多种不同部位、性质、作用的气，从而产生了多种不同“气”的名称，如五脏之中有“藏真”、“真藏”之气，如《素问·平人气象论》有“脏真散于肝……脏真通于心……脏真濡于脾……脏真高于肺……藏真藏于肾”之论；经脉之中有真气，称为经气，《黄帝内经》中多篇将经气与真气等同论述，如《素问·离合真邪》曰：“真气者，经气也。经气太虚，故曰其来不可逢，此之谓也。”
四是关于真气的形成。在《庄子》所述“真者，所以受于天也”的来源基础上，《黄帝内经》认为个体生命的“真气”本源于先天，但需要后天水谷的充养才能长盛不衰，因此，《灵枢·刺节真邪篇》曰“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亦提出“食岁谷以全其真”的理论，认为并非哪种水谷皆有涵养真气之用，与运气相合的谷物，才对真气有充养作用。
“道法自然”与《黄帝内经》的生命法则
一方面“道”是宇宙自然之本源，另一方面，在以“道”为本根化生的自然万物中，皆携带着道的基本属性、规律。顺应道，即顺应万物天然的属性。因此，《道德经》关于“道”的另一种重要内涵是“道法自然”，并对《黄帝内经》的生命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道德经》之“道法自然”
《道德经》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效法天地，而天地人皆应效法道，那么“道”是什么，“道法自然”，道就是它本然的样子，就是自然而然存在的一切，不刻意、不人为、无声无息，但却拥有主宰一切的力量。《道德经》言：“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里的不争、不言、不召、繟然即是无为，而善胜、善应、自来、善谋即是无不为。《道德经》又言：“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天道如已经拉开的弓箭，无须人力进行再推动即可自行运行，并由此推演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上德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道德经》关于道与德的重要特质，这种“无为”，其实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无须人力有意进行，但因道囊括宇宙、无所不容。所以，道的力量可以呈现于万物之中，按照其自身的创生力推动万物的运转不已。
《黄帝内经》“道法自然”的生命规则
《黄帝内经》生命观受道家思想影响巨大，其“天人合一”学术观点可以视为是“道法自然”影响的结果，同时，又在其生死观、养生观与治疗理念中进行具体阐释与应用。
首先，《黄帝内经》对待生命的态度高度体现了“道法自然”的思想。《黄帝内经》不仅珍爱生命，重视健康的维护、疾病的治疗，以“尽终天年”视为全德的人生境界，言“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但同时又充分尊重生命自身的自然属性，认为生命有生有死，疾病有可治不可治，因此，要顺应、尊重这种自然本然的属性。《黄帝内经》在诸多篇章，皆有“死不治”之论，计《黄帝内经》提出的“死不治”，或言“不治”，但含义为死症者，有53处之多，如《素问·阴阳别论篇》言：“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素问·通评虚实论》：“帝曰：癫疾之脉，虚实何如？岐伯曰：虚则可治，实则死。帝曰：消瘅虚实何如？岐伯曰：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素问·玉机真藏论》认为，“诸真藏脉见者，皆死不治也”。这种“死不治”，并非是《黄帝内经》对生命消极无为，而恰恰是基于生命自身的自然属性与特质而持有的客观、理性态度，是尊重生命有生即有死的“道法自然”思想的体现。
其次，《黄帝内经》养生思想亦体现“道法自然”。《素问·上古天真论》是《黄帝内经》关于养生理论的总章，其“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即是承接《道德经》“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内容，是“上德无为而无不为”在养生中的体现。认为人应顺时安处，以坦然的心境，愉悦接受个体在生存中面临的一切。同时，这种“道法自然”还重点体现为对自然时令生化状态的顺应，《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即是专题论述按照四时阴阳之气的升降及万物的生化状态，进行春养生，夏养长，秋养收，冬养藏，言“四时阴阳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在《素问·生气通天论》则强调昼夜起居应顺应自然之道，“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此亦即《庄子·养生主》“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顺应自然的养生理论的应用。
《道德经》“虚静”观对《黄帝内经》的影响
在《道德经》以“道”为天地之本的同时，又赋予了“道”诸多的属性，其中以“虚静”为核心。《道德经》一方面谈“道生万物”，视道为天地生成的本根，另一方面，又在《道德经》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其中的“有”即是道，是化生宇宙天地的本根，而其中的“无”，又认为“道”的本始状态是不可见、虚无的。这种“无”，并非强调“道”是绝对的虚无、不存在，而是认为道具有虚空、寂静、不可见之特征。这一表述，在其后的宇宙自然哲学观中皆有呈现，如《淮南子·天文训》之：“道生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素问·天元纪大论》之“太虚寥廓，肇基化元。”周敦颐《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而动”等，以“虚廓”“太虚”“无极”等论“道”的状态，皆是此意。在这种道的虚静本质下，道家学派所主张人本体哲学的“德”，以及《黄帝内经》对人的生命行为的规定，亦皆是以虚静为本。
道家的“致虚守静”观
整部《道德经》，在先论道、后论德的结构体下，探讨自然之道以最终服务于人生为指归，因此，基于“道”的无、虚、静，反复强调“德”守虚、守静的价值与意义。《道德经》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道德经》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道德经》：“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
较之于老子的社会政治哲学特征，庄子热爱生命，其哲学是以关注个体身心的自由、舒适，追求生命的旷达不羁为主旨，“保真养生”是其核心生命观，但在呵护身心的方式上，庄子同样继承老子之“致虚守静”观。其养生专篇《庄子·养生主》中，主要表达了“因虚而行”的思想，言“依乎天理，批大郄，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因虚而行，即“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在其《庄子·天道》篇，以大段内容阐述了“静”的意义，言“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以水为喻，水静方可鉴物，心静则可无扰，忧患不能入，年寿长久。并亦认为“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庄子·刻意》）“恬”即静之意。
《黄帝内经》的“虚静为保”生命观
作为以生命的健康、长寿为根本宗旨的《黄帝内经》，重视“治未病”在生命中的价值与意义，将摄生置于核心地位。但其摄生的主要体现，与道家思想一致，是追求身心的“虚静”。《素问·上古天真论》在谈养生的总纲领时提出：“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在四种养生高人的德性罗列上，将“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视为“圣人”的法度。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亦言：“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就虚与静而言，是有虚则静，能静则安。“虚”是内心不为各种名利、情欲所充塞，不让过多的欲望所左右，故可喜怒无扰于心，忧思不滞于内，达到“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境界，也方能使生命之本根之气—“真气”从顺。同样，在《灵枢·通天》将人划分为阴阳五态人，即太阳、少阳、太阴、少阴、阴阳和平之人，显然唯有阴阳和平之人身心最健康，而其表现即是“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
甚至在对医生诊病、治疗的行为规范上，《黄帝内经》亦要求医生内心应持虚静的状态，《素问·脉要精微论》言：“是故持脉有道，虚静为保。”并认为患者养护疾病过程中，亦应保持虚静的心态，方可促进疾病的痊愈，在《灵枢·上膈》言：“伍以参禁，以除其内，恬憺无为，乃能行气，后以咸苦，化谷乃下矣。”这种贯彻始终、遍及各方的虚静观，显然是在宇宙本体为虚为静的自然哲学思想影响下，在社会哲学、医学中的延伸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