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译者伏怡琳。
和伏怡琳相识，是在2011年。那年，我正在日本东京的一所大学读书，课业之余在NHK国际放送局勤工俭学。当时，伏怡琳是NHK华语台的中文主播。恰巧我们排班在同一天，顺理成章地便成了朋友。于我而言，伏怡琳不仅是学业和生活上的前辈，更是一位值得敬佩的高产译者。从2006年出版首部译作以来，她笔耕不辍二十年，迄今共翻译出版了二十本著作。
在这个人心浮动、金钱至上的现代社会，伏怡琳为何能二十年如一日，牢牢坐稳笔译这把“冷板凳”？深耕日本文学翻译行业多年，她又如何看待文学与自我的关系？独自坐在键盘前敲下数百万文字的日日夜夜里，这位青年译者是否也曾有过迷茫、动摇乃至想要放弃的时刻？……带着这些疑问，我于2025年年初在东京采访了伏怡琳，听她娓娓道来自己对文学翻译、中日民间交流及未来愿景的独到见解。
1981年冬天，伏怡琳出生在上海普陀区一个双职工家庭。父母平日里忙于生计，便将女儿交由祖母照料。当时，邻居家有位老奶奶恰巧是一名教师，家里有些诸如《安徒生童话》之类的童书。老奶奶时常拿着这些书给自己的孙女讲故事。当时还在上幼儿园的伏怡琳也跟在一旁听书。虽然现今的年轻父母都已习惯给孩子朗读绘本等儿童读物，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父母大多还没有这种意识。因此，老奶奶讲的那些童话故事便成了伏怡琳最早的文学启蒙。
上小学后，伏怡琳搬过几次家。讲故事的邻居老奶奶没有了，好在还有学校图书馆和语文课本。每逢新学期开学，在拿到新课本后，伏怡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语文课本从头到尾读一遍。文字带来的快乐，令其欲罢不能。进入初中后，她遇到了一个家中有大量藏书的同桌。《简爱》《呼啸山庄》等世界名著都成了她爱不释手的读物。对一名初中生而言，未来其实有无数可能性。但在当时的伏怡琳心中，已然有了一个朦胧而坚定的念想——将来要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
直升高中后，伏怡琳受了两年物理和化学的“折磨”。直到高三文理分班，她如愿进入文科班，用她自己的话说，那简直是“从此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高三是总复习的一年，但在学业成绩优异的伏怡琳看来，“炒冷饭”毫无乐趣可言。于是，在高中阶段的最后一年里，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阅读文学和哲学的“闲书”，其中包括村上春树、大江健三郎等人的作品。此外，当时有位校内好友时常像变魔术似的带来许多日本漫画书供大家传阅。伏怡琳也乐在其中。尽管这位提供精神食粮的“活菩萨”在高考结束后去了同济大学，伏怡琳与日漫的短暂情缘因此被迫中断，但那段阅读日本文学和漫画作品的体验在无形中影响了她的高考志愿填报——她想报考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
不出意外的话，故事原本应该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就在填报志愿的一两周前，伏怡琳的父亲心血来潮地向女儿提议：“既然你想考上外，那要不我们去学校逛逛吧？”于是，父女俩先是在上外虹口校区实地考察了一番。接着，本着“来都来了”的精神，两人又跑去复旦大学逛了一圈。作为一名校园景观的“颜粉”，伏怡琳当即作出了一个新的决定——“我要上复旦”。两个多月后，她拿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式成为日语系的一名大一新生。
近些年，高校小语种专业的招生和就业情况不容乐观。我也因此询问了伏怡琳：“作为一名外语系毕业生，你觉得花费本科四年时间去学习一门外语是否值得？”对此，她的回答是：“当年我进复旦日语系时，班里只有两个学生第一志愿填的是日语系，其中一个就是我。有同学问过我，你的分数那么高，为什么不去填报那些更热门的专业？我想说，值不值得，是每个人的主观判断。如果你觉得花四年时间去学一门外语值得，那它就是值得的。是我主动选择了日语，我不后悔。”
大学四年，伏怡琳埋首涉猎了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同时还旁听了中文系和哲学系的课。在一次文学课上，日语系的邹波教授带着大家一起赏析安部公房的短篇小说。安部是日本近代文坛巨擘，其作品常以超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揭露现代社会的不合理性。就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也曾给予极高的赞誉：“如果安部公房还活着的话，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应该是他才对。”小说家文字中那些超越人类常识与理性的想象力深深吸引了伏怡琳。也正是与安部公房的相遇，开启了她大学毕业后的另一种人生——赴日留学。
2004年秋，伏怡琳离开生活了二十三年的故乡上海，独自负笈东瀛。半年后，她进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国文学研究科，在高桥敏夫教授指导下研究安部公房。其实，在大四时，伏怡琳就已通过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解析安部公房短篇小说《S·卡尔马氏的犯罪》，写成了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十年后，她翻译出版了《闯入者》，成为首位专门将安部公房经典短篇小说集结成册并引进国内的译者。当时，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邹波教授还帮她一起遴选了翻译的篇章。当然，这是后话了。
进入研究生院后，伏怡琳一边研究日本近代文学，一边开始正式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她一共翻译了白岩玄《野猪大改造》、伊藤高见《扔在八月的路上》等四部日本小说。在撰写硕士毕业论文时，她通过安部公房的作品来梳理存在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某种张力关系。与此同时，文学翻译工作令她意识到，其实在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一种相互角力的关系。如何理解并推动这层关系？这成了藏在伏怡琳心底的一个问号。带着这份疑惑，她定下了硕士毕业后人生奋斗的大方向——以翻译为志业。
日本近代文坛巨擘安部公房（1924-1993）。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发表过一场题为《以学术为志业》的知名演讲，里面提到以学术为志业的年轻人“常有朝不保夕之虞”。其实，以翻译为志业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原本，伏怡琳准备硕士一毕业便返沪工作。恰巧此时，大学时期的恋人在经过几年异地恋后，从上海转职进入东京的一家公司。于是，伏怡琳在东京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虽然生活仍在继续，但问题也接踵而至。文学翻译费时耗力，却薪酬微薄。如果一名全职译者想在物价高昂的东京生活，难免会陷入生计的窘境。在步入婚姻生活时，伏怡琳给自己定下了一条“红线”：一定要保持经济独立。如今，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摆在她面前。一条路是进入大公司做正式职工，从而获得一份稳定体面的收入；另一条路则是继续从事文学翻译工作，但要承担朝不保夕的不确定性。
对于伏怡琳当年的抉择，我心中充满了好奇。因此，在此次采访中，我特意向她提了一个问题：“你是如何做到一边弯腰捡六便士，一边抬头看月亮的？”她回答道：“我在读硕士时，曾在软件公司和新闻社兼职，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也意识到大公司的一些弊端。如果我在日企全职工作，加班会成为生活的常态，私人时间被无限压缩，根本不可能有余闲去做文学翻译。兼职的体验让我完成了对大公司的祛魅，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自己想要从事文学翻译的决心。”
正如美国漫画家休·麦克劳德在《无视所有人：创造力的39个关键》（Portfolio Hardcover，2009）一书中提到的那样——“创意人士基本上从事两类工作：一类是性感且富有创意的工作；另一类是用来支付账单的工作”，伏怡琳为自己开辟了第三条路，即用能赚钱的工作来维持不赚钱的工作。就这样，这个年轻人成了一名身兼数职的自由职业者。NHK华语台中文主播和商务翻译的工作收入让她足以维持自己的日常开销；灵活的工作时间又令其得以保质保量地向出版社提交文学译稿。在走出象牙塔、步入社会后的十多年里，伏怡琳一直成功维系着几份工作之间的动态平衡。
从小川洋子《沉默博物馆》、有川浩《阪急电车》到渡边一民《林达夫和他的时代》，这位青年译者的译书几乎以一年一本的速度被摆放在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与伏怡琳合作多年的九久读书人的编辑更是将她称为“宝藏译者”。“宝藏”二字不仅是对其译笔稳健的肯定，同时也蕴含着对某种无限可能性的期许。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Routledge，1994）一书中首次提出“异化”和“归化”这两个理念。在伏怡琳看来，尽管有时她也会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保留一点“翻译腔”，但就整体而言，自己应该属于后者，即翻译界的“归化派”。她希望自己译作的读者不必去费力攀登外语和异域文化的崇山峻岭，而是能轻松收获一份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
在翻译每部作品前，伏怡琳必做的一项“热身运动”，就是阅读一些和翻译对象风格相近的中文原创作品，以此给自己的译文找好文风基调。譬如，在翻译日本幻想文学派代表作家尾崎翠的中短篇小说集《第七官界彷徨》时，伏怡琳发现，这位一百多年前的女作家的文字浪漫绮丽，和《我的阿勒泰》的作者李娟的作品一样，散发着一种少女的轻盈感。于是，她便用李式文风给这本译书定下了语言基调。
此外，伏怡琳还翻译了吉田修一的《国宝》。吉田是一位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自由切换的双栖作家。他的这本小说通俗易懂，讲述了日本三大国剧之一——歌舞伎的精彩世界。只是，四百年薪火相传的歌舞伎如今已然是曲高和寡，不要说中国读者，就连日本本土读者对此类题材都难免会产生一种距离感。为了实现歌舞伎题材的“本土化”，在动手翻译这部人气作品前，伏怡琳阅读了大量元曲本子及同样以梨园故事为主题的《鬓边不是海棠红》，通过语言转换的魔力成功磨平了文化差异。译本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有豆瓣网友留言称赞道：“这本妙在，可能是翻译的原因，读起来感觉没有‘日本文学’感，竟然还有种在看‘大宅门’的感觉。”
面对这些赞誉，伏怡琳有一种“被看见”的满足感。尽管岁月的洗礼让这名青年译者不再像二十多岁时那样时时在意他人的褒贬，但在面对掌声时，她的内心依旧会产生一丝惶恐与不安——“这次的译文是不是‘归化’过头了？如果稍微多保留一些日语原文的腔调，会不会给读者带来更美好的阅读体验？”像这样的自我反省，时常会出现在这位具有完美主义倾向的译者的翻译工作中。每次，伏怡琳都会花大力气来打磨译稿，直到所有文字都令自己感到满意后才提交给出版社，可是等到译书面世后，她又忍不住反反复复地给自己的文字“挑刺”，不断琢磨着如何才能更进一步。
如今，文学翻译之于伏怡琳，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水溶于水，了无痕迹，却又密不可分。在翻译工作中，她尽情享受推敲琢磨带来的心流体验；在翻译工作外，她也会珍惜由文字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奇妙缘分。在翻译了被誉为“当今日本文坛三大重要女作家之一”的角田光代的《摇滚妈妈》后，伏怡琳在机缘巧合之下与角田成了现实中的好友。两位同样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才女偶尔会一起相约观影看剧，在东京池袋站附近的中餐馆大快朵颐，还会闲聊各自家中小猫的近况。
在文学翻译的世界里，伏怡琳得以窥见更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因此，在别人眼中或许是“冷板凳”的笔译工作，在她看来却犹如舒适惬意的“真皮沙发”。 当聊到译书《国宝》的主角——立花喜久雄，一名终生为梨园而活的歌舞伎演员时，她说：“一个人能在年轻时找到自己的天职，做一辈子，直到生命终结。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想，文学翻译之于伏怡琳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吧。
伏怡琳的部分译作。
近些年，随着AI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翻译界也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伏怡琳很早就已开始关注AI翻译的发展。从谷歌翻译、DeepL到ChatGPT，她在工作之外会拿这些翻译工具做一些翻译实验。
对此，她同我分享道：“像法律文书、商务条款之类的翻译，AI已经能够给出相当精准的译文成果了。不过，涉及文学，不要说诗歌这种高难度的文字，哪怕就是简单易懂的青春小说，AI翻译目前仍存在很大缺陷。比如，我让AI就同一个文本做不同的文风处理，它常常会自己创作出一些原文中根本不存在的情节内容。当然，AI技术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它摇身一变就成了合格的文学译者。当然，不只是翻译界，AI对各行各业产生的冲击都是一样的。它可能会很快取代各行业底部的工作者，但前10%的行业人员大概会与AI结成某种‘人机同盟’的关系。比如，翻译界前10%的人，他们可以让AI完成译文初稿，然后由自己来进行校对和润色。”
在伏怡琳的人生字典里，危机即转机。在AI带来行业危机的同时，她也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某种转机，即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甫出校园后的很长一段岁月里，伏怡琳都在为五斗米奔波。用她自己的话讲，那就是——“除了吃饭睡觉和偶尔外出旅行外，无时无刻不在工作”。步入不惑之年后，生活压力有所缓解，她也因此得以从稻粱苦谋的生活状态中脱离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关注自我与外界的连接。
2018年，伏怡琳参加了由东京艺术大学和东京都美术馆联合举办的一个艺术志愿者培训项目。在为期三年的艺术学习和实践活动中，她通过“VTS”(Visual Thinking Strategy，)，学会了如何倾听他人、表达自我及双向沟通。自2024年起，伏怡琳开始在东京银座的单向街书店举办艺术对话系列活动，和到场的听众们一起鉴赏绘画作品中的细节之美，通过艺术解读进行情感交流。
此外，她还在单向街书店用日语举办了《国宝》的译书分享会。她说：“在长期旅居东京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海外华人很少有机会能在职场以外的地方与当地人进行深入的交流。这次开展艺术对话活动和译书分享会，就是希望日本朋友和生活在日本的中国朋友一起来参加。尽管大家的国籍、语言和成长经历并不相同，但我们仍能通过文学和艺术产生某种连接。”
在这个充满阅读危机的时代，如何用文字将孤岛连成一片陆地？这是所有文字工作者的心之所向，自然也是伏怡琳想要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现在的年轻人接受信息的渠道更多的是来自影视而非文字。但语言和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他如何看待、感受这个世界。做翻译这么久，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读原文和读译文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东西，你必须要用这门语言来思考才能深入理解。语言、文学、艺术，这些都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自我。因此，我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为有缘人提供一个改变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