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晓楠
10月初，在人潮汹涌的CICF×AGF广州动漫游戏盛典现场，舞台屏幕上空降了来自韩国的虚拟偶像组合PLAVE。与人类不同，他们仿佛从韩国漫画中走出来，顶着帅气完美的“二次元”面孔，与舞台下早已热烈澎湃的粉丝打招呼，并演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经典歌曲片段，在现场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欢呼热浪。
随着AI等技术的发展，虚拟人已经形成世界性产业风口，越来越多的虚拟偶像在国内外诞生。“虚拟偶像”是什么？反映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
“虚拟偶像”已很常见
虚拟偶像是指通过绘画、动画、CG等形式制作，并赋予其专属的人设、声音、性格，依托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进行各类活动的人物形象。当下，虚拟偶像已经从音乐平台、游戏、直播等线上场景，走到展览、音乐会、科技大会、发布会等线下活动场合。
根据艾媒咨询的《2023年中国虚拟偶像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2年中国虚拟人带动产业市场规模和核心市场规模分别为1866.1亿元和120.8亿元，预计2025年分别达到6402.7亿元和480.6亿元，呈现强劲的增长态势。随着娱乐需求的增加，在AI等技术不断迭代的环境下，中国虚拟人产业似乎迎来新的春天。
与时下流行、需要由“中之人”（操纵虚拟主播进行直播的人）来实现唱歌、跳舞的虚拟偶像不同，虚拟歌手的声音是由技术合成的。早在2007年，虚拟歌手“初音未来”依托于雅马哈的VOCALOID引擎诞生，迄今已经推出13万首歌曲。
在中国，虚拟人中处于“顶流”的是同样依托于该引擎的洛天依。此外，还有乐华推出的A-SOUL、讯飞音乐推出的AI虚拟歌手Luya、百度推出的国内首个可交互虚拟偶像度晓晓、元圆科技推出的国风虚拟数字人天妤等。
技术是虚拟偶像的“骨和肉”
虚拟偶像团队PLAVE的执行制作人诸永宰介绍，PLAVE是五人组合虚拟偶像，2023年3月以歌曲《Wait For You》出道，8月以迷你专辑《第六个夏天》回归。
与许多活跃在线上平台的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一样，PLAVE成员的动漫形象背后，有活生生的人——也就是由“中之人”扮演，通过CG动画和运动捕捉技术实现与粉丝的互动交流。和真人偶像团体一样，他们也会发实体专辑、上打歌舞台、参加电台节目、录制合作翻跳视频等，每周还会进行两三场直播。
依托于专业技术和设备的虚拟偶像并非一直是完美无瑕的，有时设备也会出错。记者发现，PLAVE在直播过程中因设备出现瑕疵而导致穿模的搞笑视频在视频平台Bilibili上意外地出圈。粉丝们对这种时不时出现的技术小意外接受良好，很多人因为成员趣味幽默的应对而更加“上头”。
“由于PLAVE的活动基底在于虚拟和运动捕捉技术，公司有着一般经纪公司里没有的技术团队，而且在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并与内容制作和A&R团队紧密合作。”诸永宰说。他认为，支撑虚拟偶像的关键是技术和运营，两者缺一不可，“要是技术相当于骨和肉的话，运营就相当于灵魂。技术的发展可以助益运营的发展，歌手和内容团队的点子也可以促成新的技术开发”。诸永宰透露，公司正在为了可以实现线下“单独演唱会”而努力。
“和我们的脆弱有关”？
对于虚拟人的盛行，有一些声音表达了忧虑：当人们过度迷醉在虚拟关系中会不会导致某些问题出现？20世纪80年代，旅法日本心理学家Hiroaki Ota发现了“巴黎综合征”，日本人对巴黎的热爱由来已久，对西方的生活方式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当旅游者真的到了巴黎，发现真实的巴黎和他们想象的差异巨大时，就会产生心理疾病，表现为恶心、失眠、抽搐、难以名状的恐惧感、自卑感、蒙羞感等。这种病症被人们延续到对虚拟关系的讨论中。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与虚拟产物建立关系？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心理学教授雪莉·特克尔曾写道：“我们与社交机器人的邂逅……所引发的回应，和机器的能力无关，而和我们的脆弱有关。”
有学者认为，粉丝对虚拟人的迷恋与“拟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有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心理学家提出这个概念，用以描述某些受众特别是电视观众对其喜爱的电视人物或角色产生某种依恋，并发展出一种想象的人际交往关系。
李薇婷
李薇婷[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
为什么他们喜欢投入虚拟的快乐？
从追星行动中获得爱的证明
羊城晚报：当下，怎么看待虚拟偶像的真实性？
李薇婷：我不会说它们是假的或者是真的。虚拟偶像本身就是一种真实地存在于数据空间的存在，因为它们一出道就是偶像，有外在形象，有作品。只是有的粉丝对虚拟的呈现有兴趣，或者被他们的特质吸引。
羊城晚报：粉丝从虚拟偶像中获得的乐趣和满足，与从真人偶像中获得的有何不同？
李薇婷：这因人而异，但没有太大的分别，都是一种爱的感觉、爱的反应。他们一样会去看虚拟偶像的直播和社交账号。可能有人会问，你不能触摸到虚拟偶像，这难道不是一种差别吗？但反过来看，能够对虚拟偶像感到有需求、有乐趣的人，并不需要这种真实的接触，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这种形态的“人”，就喜欢二次元的维度。逻辑也许应该倒过来，因为不是真人，所以才喜欢。
羊城晚报：粉丝能够从虚拟偶像追星行动中获得什么？
李薇婷：你会得到你爱的证明。粉丝中也会有“等级制度”，如果你是跟得比较紧、资源获取比较多的粉丝，甚至成为了“站姐”或者“站哥”，在粉群中你会有成就感，在跟其他粉丝的关系中、在行动和分享中获取满足感。而更直接的是获取个人心灵和成长的力量，因偶像展现的品质而心生向往，或者因相似的特质而获得身份认同。所以粉丝会在自己所热爱的世界中得到投入，例如每一个粉丝都会组织自己对偶像的理解，因为这种理解而希望像对方一样努力，这种心理认同有很强大的力量。
羊城晚报：这种投射，会因为是虚拟偶像就弱一些吗？
李薇婷：虚拟偶像这个话题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有些前提要先抛弃：第一，因为它是虚拟的，所以它一定比较假；第二，因为它是假的，所以粉丝能够得到的满足跟真人不一样。我认为这种前提并不存在，或者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能够成立。
虚拟偶像和虚拟歌手是两种不同的案例，因为基础建设和运作模式不一样。如果是网络歌手“初音未来”，这种投射就更强大了。因为粉丝可以用引擎制作“初音未来”的歌曲，从而传达自己的理念。它就是粉丝的集合体，一千万个粉丝就有一千万个“初音未来”。普通的偶像还有自己的私生活，但虚拟歌手不存在这种东西，它就是粉群的极致，也是偶像中的极致。
虚拟偶像可能无法像真人一样以“肉身”介入社会，但粉丝却可以通过合成器等方式，让它以虚构的方式介入社会。虚拟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化的呈现，只是这种理想是属于粉丝的，不是属于偶像的。
真正要解决的是现实人生的议题
羊城晚报：从虚拟偶像到虚拟人、虚拟宠物，以及像动物森友会这样的虚拟游戏社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与技术产物建立关系和联结？
李薇婷：可能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倦怠社会》可以提供某些层面的解释，他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倦怠社会”。可能就是因为现实社会很累，真实的人生很辛苦，所以他们宁愿投入虚拟的快乐，因为虚拟的世界让他们有重新建立关系的可能。如果我不想跟现实中遇到的人交往，我就去动物森友会里跟更相像的人交往。
虚拟世界的投入和风险其实不低，也可能会有被其他粉丝拒绝、虚拟偶像“毕业”等情况出现。喜欢虚拟偶像不会被拒绝只是一个表征，为什么他们这么怕被拒绝才是问题所在。其实人之所以怕被拒绝，害怕关系会破裂，就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人生的关系很难维持，难以迎合社会标准。可是在虚拟社群里，这些标准会被搁置。这里给了一个新的可能，让他们去重新建立自己，重新寻找自己更想要的关系。
羊城晚报：那么沉浸于虚拟关系会有脱离现实生活的危险吗？
李薇婷：如果回到“御宅族”（亚文化爱好者）的研究，其实并没有，很多御宅都有工作、朋友、伴侣和家庭。后来引发日本社会讨论的“家里蹲”，其实并不是御宅族的问题。不喜欢虚拟偶像的人，也有机会变成家里蹲。
从某种程度上说，问题的逻辑反而倒转，只有爱一个东西你才能延续你的生命，热爱虚拟偶像的你才会爱自己。
羊城晚报：如果这样理解，虚拟偶像或者虚拟关系反而是人们现实处境的缓和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