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78期，作者：胡苏（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后），原文标题：《器官移植：走向赛博格的生命与社会》，题图来自：
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吉尔·哈多（Gill Haddow）主要关注医药社会学领域及生物科技的进展。在概念层面，她将这些进展与“具身化”（embodiment）、“身份”和“关系”联系起来。她在爱丁堡大学的博士研究讨论了那些经历了器官移植的家庭及其经验。近十年，她开始探索异种（人—非人类动物）移植、基因数据库、神经植入技术，以及3D生物打印。器官移植是生物医学界的难题，它所涉及的生命议题广受关注。
哈多关注器官移植带来的更为广延的生命议题—— “何以为人”。换言之，在器官移植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人与异种动物器官的边界模糊，以及人与机械植入设备的边界消亡问题。现代科技带来了典型的赛博格世界，哈多试图通过现象学去观看“身体”。此次访谈中，我们在医学技术的案例基础上，重新梳理“人之所以为人”的思想史，以及“人将何去何从”的未来图景。
问：请您提供一个关于器官移植的社会图景速写。
吉尔·哈多：2000年左右，我在英国进行博士论文研究时，器官移植还从属于一种“礼物赠予”的意识形态。首先被问及捐赠意见的，往往是捐赠者的爱人和亲友。所以，有人认为，英国的器官供应之所以处于稀缺状态，是由于亲属的拒绝（比例大概为 30%）。毫无疑问，世界上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器官捐献体系亦各有千秋。比如，西班牙的器官捐献体系与英国迥异，其卫生保健系统预设器官捐赠是被认同的——一旦捐赠者本人表达了捐赠意愿，这种意愿就会直接跨越亲属的反对意见而生效。
尽管人们对各种机制的优劣争论不休，但器官供应源一直处于稀缺状态。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人类发明了其他的移植方式，例如 “异种器官”（以动物的器官替代人类的器官）和“机械器官” 移植。
问：您在 Embodiment and Everyday Cyborgs：Technologies that Alter Subjectivity（《具身化与日常赛博格：改变主体的科技》，以下简写作《具身化与日常赛博格》）[1]里提到器官供应源的稀缺与社会性的“身份认同”紧密相关，二者如何联系在一起？异种器官移植带来了何种争议？
Embodiment and Everyday Cyborgs: Technologies that Alter Subjectivity, Gill Haddow,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1
吉尔·哈多：大量的文献曾讨论过，接受移植者的个人兴趣和性格发生了改变。无论此种言论是否可信，它都意味着器官移植事关“主体的转变”。我深受这个话题吸引，它指向一个哲学上的争议——个体如何与他／她的身体以及其他生命体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尝试通过异种器官移植解决供应源稀缺问题时，就更进一步地突显了另一个问题：人们如果相信接受人类器官的移植会导致性格和兴趣的改变，那么他们会如何看待异种移植？如果一个人接受了猪的器官的移植，他／她是否会感到自己的人类身份受到影响？
异种器官移植技术尚未成熟，当前主要以猪作为供体器官来源，因为猪的器官型号与人类相近，并且相较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猪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更小。异种移植受阻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体免疫系统对其他物种组织有强烈的排斥反应。因此，异种器官始终只能在小型移植手术中运用，比如用猪或牛的身体组织来替代人类的心脏瓣膜。
当前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在此领域具有潜能，它可能压制人体对异种器官的排斥。2016年，新闻报道了这样一项突破：一个经过基因编辑的猪心脏被移植入一只狒狒的胸腔，这只狒狒在术后存活了900多天。最近，美国医学家尝试将经过基因编辑的猪心脏植入人体，但器官接受者在术后两个月就去世了。
2022年1月7日，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一位57岁的男子接受了经过基因编辑的猪心脏移植手术。图为猪心脏从离体保存的设备中取出，图源：University of Maryland Medical Center
另一种器官移植的选择出现得更晚，它实现了器官的“再生”——在接受者体内提取器官组织检体和医学影像，通过个体细胞生长技术进行3D生物打印，由此避免来自其他生命体的生物污染。但其风险目前不可知，通过多能干细胞制作器官的技术亦尚未被尝试。有科学家认为，这种疗法最终可能是致命的。[2]但与异种器官移植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模糊状况相比，3D生物打印似乎避免了许多问题。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在缺乏实验数据的情况下，接受者是否更偏向于选择3D生物打印的器官？如果 3D生物打印被证明是可行的，人们会如何将其与异种移植进行对比？无论如何，这些选项都是在尝试拯救人类的生命。
在尚未成功的异种移植和3D生物打印技术之外，我和同事还关注过使用范围更广的植入式设备（出于医疗、美观或感知互动等目的植入），并认为它们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或“智能”。[3]这些植入式设备是半自动的，比如人工耳蜗、人造视网膜、仿生神经刺激装置、脑深部电刺激器、迷走神经刺激器、心脏起搏器、心律转复除颤器、人造胰腺等。之所以将它们与假肢区分开来，是由于这些仪器实施着活跃肌体的功能，而非一种简单的支撑结构（比如髋关节置换术中的人工假体）。
问：过去的人们是如何构想一个“混合”的人体的？
吉尔·哈多：历史上长期存在一种狂热的传说，即幻想非人类动物转化为人类，或者存在人与动物的混合体，比如古埃及、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Sphinx，即人面狮）、肯陶洛斯（Centaurus，即半人马）和农牧神潘（Pan，即半人羊）。现代故事中仍有狼人和美人鱼的身影。
1896年，威尔斯（H. G. Wells）的小说《莫罗博士岛》描述了遭遇沉船的主角发现了一个小岛，岛上的动物被转换成了兽人。而在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这个转换过程则被反转——主人公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不论是人类被完整或部分地转变为动物，或是非人类动物被转变为人类，这都展示了一个持续存在的文化语境，即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区隔不断被打破。
问：器官移植技术得到发展后，与前人相比，当代人对待这项技术的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为什么对无机物与有机体融合的赛博格改变了观点？
吉尔·哈多：我们对赛博格的观点和态度是被影像和文学塑造的。在公众的印象中，赛博格是从近代电影、小说等文化媒介中走出来的科幻形象，他们通常以人机混合的形态出现，以“更强”“更孔武有力”而著称，并且被设定为“缺乏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赛博格不具有“人”的意味，例如《星际迷航》《神秘博士》《终结者》中的赛博人。
而女性主义的科学技术研究则将赛博格作为一种性别批判的概念工具，用于挑战性别二元论。在女性主义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唐娜 · 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中，赛博格概念颠覆了一系列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关系，包括自然—技术、人类—非人类、男性—女性。哈拉维将赛博格变为一个积极的女性主义喻示，它是一种手段，让二元思维不再成立。
无论持何种视角，赛博格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由曼菲德 · 克莱恩斯（Manfred Clynes）和内森 · 克莱恩（Nathan Kline）在一篇名为《赛博格与太空》（Cyborgs and Space）的文章中提出，该词由“控制论”（cybernetic）与“有机体”（organism）二词拼合而成。两位作者认为，人类的外星生存可以通过转变人体功能而实现，而此种功能的转变取决于在技术上重构一个体内平衡的信息反馈系统。
看似科幻的赛博格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实现了，比如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就是这样一种维系体内平衡的信息反馈机制，它能够极速识别快速室性心律失常并自动放电除颤，挽救患者的生命。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称呼某人为“赛博格”可能会引起不快，因为影像和文学表现形式中的赛博格图像多半指向缺乏人性的怪物，而这种文化图像与早期科学家对宇航学的赛博格构想南辕北辙。我认为，我们可以回归早期的赛博格概念，并将其与怪物式的幻想区分。
这就是我在书中提出“日常赛博格”（everyday cyborgs）概念的原因，“日常”意味着一种常态化的存在形式，“日常赛博格”则突显了这种崭新的常态化存在形式的脆弱性，即便它的本意在于拯救生命。这一点亦可见于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的使用者，他们往往受其影响而倍感焦虑，因为除颤器是通过释放一系列使人疼痛的电流来控制心律的。
如果说异种器官移植改造了人体内部，由此让人的主体发生改变，那么“日常赛博格”则反其道而行之——并未让人体被异种外来物重组，而是让机械仪器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当除颤器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时，它也成了新的赛博格主体的一部分——与仪器共生意味着人对身份的调整。
问：学界常引用福柯的观点来讨论身体政治的相关话题，但《具身化与日常赛博格》并没有定位在福柯的观点之上，为什么？
吉尔·哈多：福柯的观点发人深省，当我们在宏观或中观层面探讨社会对身体的建构时，身体规训确实是一个重要概念。但我的出发点在于理解身体的“经验”（experience），由此我取道于现象学，而非追随社会建构论。在我看来，福柯的作品难以阐述器官移植和器械植入的情景，它们并不涉及身体调整的经验，也不讨论由此引发的主体变更。相反，其他法国哲学家对此话题颇有建树，比如笛卡尔和梅洛—庞蒂。
问：您为什么通过笛卡尔和梅洛—庞蒂来讨论器官移植问题？他们的观点给您带来了哪些启发？
吉尔·哈多：笛卡尔和梅洛—庞蒂在“个体与其身体的关系” 这一话题上皆有一席之地。他们的观点不同，由此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个体与身体的概念性联系与现代医学的移植手段结合在一起，我将其称作“具身化的含糊”（ambiguity of embodiment）。
哲学上，我们可以将人与其身体的联系追溯至17世纪笛卡尔的思想，即身体是一个与人分离的机器。这一观点为现代生物医学实践中的器官捐赠以及植入式设备提供了支撑。在其身心二元论之下，身体的改变不足以让器官接受者的自我认知发生变化，个体所具有的身体是一个独立于他／她的事物。
与此相反，梅洛—庞蒂在1945年出版的重要作品《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中宣称：我们并非“拥有”我们的身体，也并非“区分”于我们的身体，相反，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4]在此，身体是感知物理世界的门户，在感知与环境的关系中，身体既是客体也是主体，一切关于世界的经验都是具身化的。
因此，一旦身体发生变化，比如失去一只眼睛或一条腿，我们对环境的感知就随之改变。梅洛—庞蒂认为，对身体的改变，无论是减损还是附加，都会带来主体的变迁。当器官移植和器械植入时，这种“具身化的实际经验”是根本性的。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Maurice Merleau-Ponty, Routledge, 2012
然而，社会学家强调，具身化是含糊的，因为一个人既“是”他／她的身体，也“拥有”一个身体。而器官移植和器械植入所揭示的是，无论“是”一个身体或“拥有”一个身体，二者都并非处于一个稳定状态，而是一种流动的、关于具身化的经验，这种经验往往是暧昧不清的。
我认为，这种含糊性不仅因为我们在 “是”与“拥有”身体之间摇摆不定，还由于移植和植入事件会进一步导向以下问题：我在什么时候“是”一个身体？或在什么时候“拥有”一个身体？器官移植和器械植入的案例突显了经验的含糊性。
问：在实地调研和采访中，您发现了什么有趣的看法和态度？
吉尔·哈多：我曾经通过组织焦点小组去搜集数据，我将假设性的选择（如器官移植、异种移植、植入式器械、3D生物打印）放在参与者面前。我发现，3D生物打印是最受欢迎的选项，其后是活体捐赠，再后是临终之人的捐赠，而异种移植被排在最末。
让我惊奇的是，参与者在对谈中评论说，食肉者必然做好了接受异种器官移植的准备。但问卷调查呈现了另一种公众态度：反对异种移植的肉食者比例几乎等同于素食者，这也许意味着人们虽然食用腊肠和猪肉，但并不等于他们能够接受猪器官的移植。因为饮食消费中的异种肉类最终将通过消化系统离开人体，而通过器官移植，异种器官将会成为人类身体的永久性附加物。
问：器官移植带来的身份危机不同于种族、性别、阶级等身份问题，后者指向明确的社会后果。器官移植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在这场新的身份政治中，我们是在制造新的歧视形态，还是变得更加平等？
吉尔·哈多：一种新的歧视形态或许会出现。当我们面临器官供应源紧缺的问题时，拥有更多资本的人会获得更前沿的技术措施，其他人则别无选择，可能被迫接受实验性的异种移植。而这种新的歧视形态可能会持续攀升，这是人类平均寿命延长的结果。随着人类寿命的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器官移植的需求也在增长。如果在这样的社会图景下寻求平等，就意味着社会需要为每个个体提供多种器官移植的选择，而人们可以在多元化中衡量不同选择所带来的身份危机。
参考文献
[1] HADDOW G. Embodiment and Everyday Cyborgs: Technologies that Alter Subjectivity[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1.
[2] VERMELEUN N， HADDOW G， SEYMOUR T， FAULKER-JonES A， SHU W. 3D Bioprint Me: A Socioethical View of Bioprinting Human Organs and Tissues[J].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017， 43: 618—624.
[3] HADDOW G， HARMON S， GILMAN L. Implantable Smart Technologies (IST): Defining the 'Sting' in Data and Device[J]. Health Care Analysis. 2015: 1—18. 并见HARMON S， HADDOW G， GILMAN L. New Risks Inadequately Managed: The Case of Smart Implants and Medical Device Regulation[J]. Law，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2016， 7: 231—252.
[4] 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